郭沫若笔下的日本女性形象论文

　　论文摘要：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代留日作家之一，在不少作品中都从多个方面对日本形象有过详细的或是抽象的描写，塑造了各种日本形象。而日本女性的形象在其作品中更是富有典型，并且类型各异，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日本女性,形象,郭沫若,留日作家

　　中日两国之间有着悠远的文化交流，中国历史文献明确记载中日最初的交流使于汉代。由于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地理位置上相距不远，因此，从古至今，中日之间文化交流才这般频繁，到了现当代更是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管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这些五四文学的发轫者，还是前期创造社成员，如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几乎都是留日学生。正因如此，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有不少作家在文学作品中都对日本的形象有过多方面的塑造，郭沫若就是其中的一位。

　　郭沫若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代留日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日本的自然景物形象、男性形象、女性形象等都有过不少的描写和塑造，尤其是在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方面，郭沫若更是塑造了各种性格的日本女性形象，如《喀尔美萝姑娘》里的买糖女和S夫人；《落叶》里的菊子姑娘；《鼠灾》里方平甫的妻子等等。

一、善良型日本女子形象

　　作为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日本女性一直以来都给我们一种温婉、体贴、细腻的印象，日本女性说话的声音是极其亲切的，做事的动作是极其轻柔的。在郭沫若创作的关于日本的小说中，不乏这类优美的形象。

　　在小说《喀尔美萝姑娘》中，郭沫若塑造了一位温柔善良、美丽动人的日本卖糖女形象。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是一个有家室的人，然而，却对卖糖女喀尔美萝姑娘一见倾心，“我”的理智告诉自己这是不对的，但却完全无法控制自己对卖糖女那满腔浓烈的感情，因此，小说除了在表达主人公对卖糖女的深厚爱慕之情外，还流露出了淡淡的忏悔之意，即“我”对妻子瑞华的愧疚之感。

　　小说中，当“我”第一次见到卖糖女的时，就被她那莹黑又柔媚的眼睛和浓密又鲜明的睫毛深深吸引住，心立即惊住了。之后，当“我”将妻子瑞华与卖糖女两人比拟起来的时候，这样写道，“瑞华的面貌，你是知道的，就好像梦中的人物一样，笼着一层幽邃的白光，而她的好像是在镁线光中照耀着的一般夺目；瑞华的表情就好像雨后的秋山一样，是很静穆的，而她的是玫瑰色的春郊的晴霭；更说具体些时，瑞华是中世纪的圣画，而她是古代希腊的雕刻上加了近代的色彩。”由此可以看出，卖糖女在“我”心目中是多么的美丽动人，令人心动。然而，卖糖女吸引住“我”的不仅仅只是因为她那动人的外表，还有她善良温柔的性格。当“我”因为卖糖女多给了“我”两个糖饼而去找她的时候，卖糖女不禁羞涩的告知“是因为有几个太小了一点”，“啊，朋友，你能不动心吗？这样优美的心情，你能不动心吗？”小说中的“我”不禁立即表达出这样的心情，这也进一步让读者感受到郭沫若笔下这位卖糖女的体贴与善良。

　　正因“我”对卖糖女这份情不自禁的感情，让“我”在理智与情感中倍受煎熬，一面是体贴细心的妻子瑞华，一面是善良动人的卖糖女，“我”对自己对瑞华的背叛感到深深的自责，但又控制不住，越陷越深，导致后来自己的性格越来越差，若是整整一天没有见到卖糖女就会回去对妻子儿女大发雷霆，最终“我的性格已为她隳颓，我的灵肉已为她糜烂，我的事业已为她抛掷，我的家庭已为她离散了”。可见男主人公对这位卖糖女的爱慕与在乎，为了她放弃了自己的家庭与事业，她深深的影响了自己的性格与灵肉。

　　相似的形象郭沫若在《落叶》中也塑造了一位，《落叶》一文将一位日本姑娘菊子给中国留学生洪师武的四十一封信一一译出来，从一封封感情真挚的信件中，向我们展现了一位善良、温柔、体贴、真诚的日本女性。

　　菊子几乎在每一封信的开头都真切的称呼洪师武为“我亲爱的哥哥”或“我挚爱的哥哥”，表达自己对洪师武真诚的感情以及深深的思念与牵挂。菊子在信中不仅表现了自己对洪师武的思念之情，并且也让我们看到她那颗善良体贴的心，比如她在信中写道的，“哥哥，你的信不可写太多了。你是写给我的时候，一礼拜写一次，或者两礼拜一次便好了。千切不要耽误了你用功的时间。”“我将来能够稍微帮助我的哥哥，那真是幸福呢。但这不是我的意志，一切都是听随哥哥的意志，听随哥哥的希望，听随哥哥的方便。”这几句已经充分体现出菊子姑娘那颗体贴，温柔，善为他人着想的心。最重要的是，菊子姑娘作为一位日本女性，能够体会洪师武作为一名战败国子民的那种悲哀与无奈，她甚至愿意随着洪师武一起回中国，并且认为自己若是“对于哥哥的祖国一点也不能贡献什么，这是最没意思的”，她为了洪师武“什么的都能忍，什么都甘受”，菊子姑娘的这种种思想与行为不禁让读者深深的感受到这位柔弱的日本女子那种温和、善良、体贴、真诚的性格。郭沫若在文章小序中写道，“我无论读欧美哪一位名家的杰作，我自己要诚实的告白，实在没有感受过这样深刻的铭感的。菊子姑娘的纯情的，热烈的，一点都不加修饰的文章，我觉得每篇都是绝好的诗。她是纯任着自己一颗赤裸裸的心在纸上跳跃着。”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位日本女性的高度赞扬。

　　郭沫若笔下，卖糖女和菊子姑娘同属善良型的女子，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外表美丽动人，性格极其温柔善良，愿意为他人着想，这类日本女性实际也是一种乌托邦的形象，作者在塑造这类形象时，想象的成分多于现实的成分，她们是一类高于现实的形象。实际上，当作者在塑造异国形象时，文学在异国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或描写，而被放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进行考察，按照这样的研究范式，一个社会在审视和想象“他者”时，也在进行着“自我”反思，因此，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同时传递出“我”的某种信息。因此，笔者认为，在这类女性身上不仅反映了现实生活里，作者心中日本女性的某些基本特征，同时也折射出传统中国女性的美德。20世纪初，中日两国都在进行着改革，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有所不同的是，日本虽然改革，但仍未完全摒弃传统，而是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结合起来，相反的，中国却将传统中好的坏的一并消除，却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新的观念秩序，知识分子在这样一种格局下感到茫然，所以说，当郭沫若在日本感受到女性温和、善良、体贴的性格特征时，无法不在作品中流露出赞扬的思想，其深层意义就是，在当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背景下，作者对中国传统女性身上优美品德的某种回想与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