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新世纪初,鄙人眼所能及的土地里还多是戴着斗笠、背向青天面朝黄土的身影,干的是持镰荷锄、改造地球的营生。现如今“园地”已代替“农田”,土地大小不变,涵盖的范围却变得宽泛得多。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玫瑰蔷薇也罢,但凡不让那土地终年毫无遮掩地暴露在风吹日晒下,土地的主人就算负起了职责。
造成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懵懵懂懂地,鄙人将其浅显地归功于农业税的取消,各类工种的进一步拓展开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在中国的一批人呵,尤指农村男子,普遍有着被各类体力劳动催生出来的强健体魄,以及后辈对其表现得懵懂的阅历。
去年寒假鄙人归园田居,瞧见邻家伯孔武有力地挥动着锄头,早个二三十年前,人们寄期望于靠“研究七寸笔头”,来摆脱七尺锄头的束缚。好在和平年代没有多少七尺长枪的用武之地……当时由于笔头是“物以稀为贵”,才获得民众如此青睐,随着教育的普及,大学的扩招,笔头也作为常态而被理解;锄头也早已不再纯粹是贫穷生产生活的代表,在基本温饱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下,它更像是一种释放工具。而他们或许是最后一批会在自留地上滴下汗水的生产兵。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湖南长沙县就出了个“李四喜”问题。当年迫于革命思想的压力,兴起一场针对农民自私狭隘思想的批判运动,媒体造势+群众呼应,最终声称对当事人完成了思想改造……事件真伪权且不议,但它也确实地展现了以农民为代表的普通群众的生活期望,再过半个多世纪后看待当时的问题,其实他的目的很明确,无非是想安稳地拥有自我的园地。无奈当时是革命主调,此刻是经济主调,对于同样的事件,社会评价截然不一样。
时过境迁,园地!单是字面意思就变得丰富而浪漫得多。它不再是土壤的专属名词,而多了匠人们在各自领域的私人属地。
周作人先生声称自我的属地是文艺,这范围着实有些大了。毕竟多数人不具备他那广博甚至晦涩的学识。不妨细分:泼墨点染的丹青师、雕梁画栋木匠、和泥烧土的陶艺师、坐足十年冷板凳的作家学者……既能干好本职工作的也不耽误陶冶情操。
从土地劳作直到其他生产生活,贯穿悠然自我的境界能够概括为——眼前两碗米饭,心中一粒飞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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