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范仲淹,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也都知道他是北宋时期的一个政治家。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个名至实归的经济学家。更不知道,指导西方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达半个世纪之久,至今仍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影响力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与其叫做“凯恩斯主义”,毋宁叫做“范仲淹主义”更为恰当!
所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就是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采用扩张性的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加大投资力度建设各种公共设施和基础工程的办法,批量制造和增加就业机会,从而刺激和扩大消费,最终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维持国家的经济景气局面。
其实凯恩斯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范仲淹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明确地提出并实施了和凯恩斯、罗斯福相类似的政策举措,用来化解经济危机,恢复经济增长。这些史实就在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冯梦龙所辑录的《智囊》一书当中。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令谷价回落
范仲淹主政杭州时,适逢浙江地区发生饥荒,谷价飞涨,百姓叫苦不迭,彼时情形恰如经济严重衰退:百姓大量失业、消费低迷,经济增长陷入泥潭。按常理,作为官府来说,这个时候就应该运用行政手段平抑物价了,然而,范仲淹的举动却很令人费解,他不但不去平抑物价,反而采取积极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要求商贩将谷价增加到每斗一百八十钱;众人都不理解范仲淹的所作所为,但也不敢多问。
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意料:杭州谷价提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四面八方,许多外地粮商一见有利可图,就不分昼夜地纷纷将谷米运往杭州;市场饱和之后,价格自然就回落了,杭州百姓平安度过了荒年。
原来,这正是范仲淹的高明之处,因为他懂得:什么东西少了,价格就会高;一旦量多了,价格就会走低。所以,他发告示要求所有的米商都必须高价售米以后,四面八方的米商便闻风而动,纷纷把米运到杭州来卖,市场饱和了之后,米价自然就降了下来。
这其实就是经济学上的“完全竞争”,是一种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商品的价格完全受市场调节,量少了价格就走高;量大了价格就走低。
“刺激消费”让人民自食其力
宋神宗时期,江浙一带再次发生大饥荒,百姓流离失所、到处逃荒。范仲淹没有多方筹集钱粮、赈灾集资,反而人为地制造民间的节庆活动,聚拢人气,创造消费热点,以拉动内需。
江浙一带的民间一直存在着春天进行龙舟比赛的风俗,百姓普遍信佛,喜欢参加各种佛事活动。范仲淹便组织起了各种形式的划船比赛,举行盛大的仪式,他自己还天天乘船来往于江河湖海之间,观看赛事。在他的组织、提倡下,划船比赛搞得热火朝天,从春到夏,江河湖海上热热闹闹,赛事不断;很多富商大户信佛,范仲淹就召集各寺庙的主持,动员他们修葺寺庙,他说:“灾荒之年,工价便宜,有利于搞工程,兴土木。”于是,各地的寺庙便开始大规模搞工程建设,翻修寺庙。有些大户见工价如此便宜,便也开始修粮仓、房屋……范仲淹的做法,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在反对者看来,眼下是发生饥荒的特殊时期,作为地方大员的范仲淹本应该厉行节约,收缩政府的开支和投资项目,爱惜民力,借以休养生息。没成想,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不智之举。于是,他们交相向北宋皇帝上书弹劾范仲淹。
朝廷接到奏折后,让范仲淹做出解释。范仲淹说:“所以如此,正欲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使工技佣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致转徒沟壑耳。”大意是,必须为灾民找出路,想办法让他们有活做,能自己赚来一份糊口钱,才不至于流离失所。
事实果然胜于雄辩。伴随着范仲淹领导布局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的全面落地开花,没用多长时间,浙西一带的经济便出现了快速复苏的局面,很快走出了经济萧条的低谷。冯梦龙为此总结说:那两年江浙一带的饥荒为害甚剧,但只有范仲淹治下的杭州一带的经济维持了景气局面,百姓安居,百业兴旺,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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