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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范仲淹文学思想

范仲淹 时间:2021-08-31 手机版

  范仲淹(989年8月29日-1052年5月20日),字希文,汉族。苏州吴县(今苏州市)人,生于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探索范仲淹文学思想,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探索范仲淹文学思想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谥号“文正”。作为政治家,范仲淹大胆革新,励精图治,是庆历新政的中流砥柱;作为军事家,范仲淹白首守边,苦心经营,在西北构筑了一道坚固的国防屏障;作为文学家,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提出了一系列力矫文弊的文学主张,并以出色的创作实绩卓立文坛,对宋初文学的拨乱反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历史名臣大家,范仲淹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上世纪研究者多关注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范仲淹,对其政治思想、政治功绩、军事理论、军事成就等探讨较多,宏观微观,成果斐然,对于文学家的范仲淹相对倾力较少。21世纪以来,范仲淹的文学成就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研究者日渐增多,论文论著频出,但综观之,对范仲淹诗词文赋等创作实绩的研究偏多,对其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研究偏少,即使有论及,也多侧重于文学功能论、文学风格论,对其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体论等阐发不够。本文拟从宏观角度对范仲淹的文学思想作一梳理,对其中主要观点进行一定探讨,以期能引导对范仲淹文学思想研究的深入。

  一、文质相救,宗经复古

  宋自开国历太祖、太宗、真宗七十余年,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社会承平日久,不思进取,但同时,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正如范仲淹所说:“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使他发出“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的呼声[1]524。早在天圣五年,范仲淹就已指出在“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的假象下所掩盖的国用无度、百姓困穷、民力已竭、邦本不固的真实情况,发出“傥不思变其道,而但维持岁月,一旦乱阶复作,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的警告,提出改革吏治的主张,以期达到“朝廷无过,生灵无怨”的目的。在这种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十分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他说:“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某闻前代盛衰与文消息,观虞夏之纯,则可见王道之正;观南朝之丽,则知国风之衰”[1]238,认为文章是政治的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善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统治者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范仲淹不满于宋初文坛的柔靡卑弱,说:“今文庠不振,师道久缺……文章柔靡,风俗巧伪”[1]238,“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诫。抱郑卫之奏,责夔旷之赏,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1]186,要求变革文风,以厚其风化。《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61文章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才是正常现象,针对宋初文坛柔靡文风,范仲淹提出了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他在《奏上时务书》中说:故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质弊而不救,则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则华而将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乱,乃有来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惟圣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1]200。

  文章厚薄通过文与质体现,质弊则内容晦涩,难起教化作用,文弊质木无华,导致行而不远,只有文质相救,才能文质彬彬,有补于时,因此,圣人理世均重视文质相救,以厚其风俗,平治天下。范仲淹认为宋初文弊是“文章之薄”,需“救之以质”。怎样“救之以质”呢?他分析“文章之薄”原因是“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1],“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细”[1]200,由此,他提出了宗经复古的主张“救之以质”。他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道,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1]238。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皇朝龙兴,颂声来复。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1]186。教育的宗经,政治的教化,与文章的厚薄是因果关系,因此这里的“宗经”不仅关乎教育,而且就是文章之道。范仲淹欲救时文之弊,故提倡宗法六经,恢复古道。对于师经探道、施行古道者,范仲淹均赞赏有加:“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其深有功于道欤。”[1]183对于不根经籍、不行古道者,范仲淹提出了尖锐批评:“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1]183在具体的操作上,范仲淹一方面重视当政者对世风文风的引导作用,上书建议皇帝“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1]200另一方面要求朝廷采取积极措施改革科举,选用通经人才:“今朝廷思救其弊,兴复制科,不独振举滞淹,询访得失,有以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是将复小为大,抑薄归厚之时也。斯文丕变,在此一举。”[1]238范仲淹的“文质相救”、“宗经复古”文论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根本目的是“辅成王道”,本质上属于其政治论范畴,在价值取向上与杨雄、李鄂、王勃、韩柳以及宋代其他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识和复古精神,[3]424虽缺乏独创性,但对于宋初文风的革新,引导北宋诗文运动的健康开展均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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