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村里的腊月,像一挂小红鞭,一粒粒,爆得脆生,迅速,有声有色,瞬间便引爆了大寒。风冷得嘎巴嘎巴的。天空不是飘着雪,就是洒着很醇的阳光。其实,雪和阳光都像村酿,雪把火炉边的村故事洋洋洒洒飘得哪都是,冬阳却把靠在北墙根下的老头儿们,灌得脸上都有了红晕。
我一个媳妇家,哪有老头儿们悠闲。好容易放假了,把我的石头小南屋,扫了蛛网,擦了墙壁,换了新的油画、卷轴;把沙发巾、床罩,轮个儿清洗;柜子里的旧杂志清理出来,新买的书籍,捧着放进去;再在亮闪闪的柜玻璃上,粘一个胖乎乎戴草帽的小孙猴。看狭仄的屋子里,有了清新的年味,我就该腾出心思为邻居们写春联了。
上世纪90年代,学校都已不设书法课,能写毛笔字的很少,周围那片邻居“矬子里面拔将军”,把我给寻了出来。不知谁起头儿,大家纷纷把大红纸送往我家。也不管我写得好赖。谁叫我是个教书先生呢?
既然看得起,我就不再推辞,挽起袖子就上阵了。每年写对联,西邻那个爷爷辈的老人家,就会拿着自家的碟子,过来帮忙。裁纸,添墨,牵纸角,把写好的对联双手捧着放到地上。他似乎还有点老派的恭敬,跟我配合得很是默契。我的孩子一周岁大小,被孩子父亲捉着后衣裳的背带,在屋子有限的地面上,跌跌撞撞地跑。
是腊月二十五六的样子,年糕蒸出来了,豆腐压出来了,杀猪煮肉,骨头都啃过了,年事已接近尾声。小贩子,见缝插针在乡下游走,南窗下的街,常有吆喝透进窗棂,“收骨——头!收头——发!”小贩把吆喝弄得入味,前两个音节晃晃悠悠,优哉游哉,轮到“头”和“发”,就弄个急刹车,刚出嘴唇,戛然而止。我的孩子,一听这声音,就静止一霎,之后,兴奋得双臂乱舞,也附和着吆喝:“收骨——斗!收斗——佛!”可怜她字还说不清,音调却调配得惟妙惟肖。
三个大人就停下,一起大笑,笑声暖暖的,跟满屋子的红对联相映生辉。
往往要写一整天。橘黄的夕阳斜照进窗棂的时候,对联干爽了,我用毛线把它们捆成一卷一卷,依次排着队,像幼儿园的孩子,被各家领走;邻人来取对联时,都不肯空着手,几块豆腐,几方年糕,或者一盘炸油果,还有花生之类零碎的吃食。我也不拒绝,将超市买来的糖果,装一小袋子,交换一下,给他们带回去。
裁对联剩下的一堆纸片,也被我写上吉祥字,“福”“安”“喜”“丰”“余”“旺”,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这些吉祥的纸片,因为我的劳动,被赋予特别的含义。我祝福并感恩那些跟我们相濡以沫的草木、农具、牲畜、家禽,乃至帮我们过日子的缸、坛、灶、屋,祝福它们也过一个吉祥年。
三十那天下午,我把红红的纸片分给左邻右舍,让他们贴在床头、门边、厨灶上,粮仓里,牲口棚;我家也贴了满院子,红艳艳一片,喜气盈盈。我的孩子被她父亲抱着,跟在我身后睁大眼睛看,她纯纯的眸子里,闪动的吉祥,让我瞬间感动莫名。
如今,城里乡下,手写春联已经很少了,商家赠联,卖年画儿的顺带卖春联,再没人再来寻我写春联了。不知怎的,手闲下来,倒好像缺失了一种年味。那样挥毫泼墨的安静里,竟然也蕴含着淳厚、温馨的年气息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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