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悲诗”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始终以严肃、悲悯的心情注视和关心着社会;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勇敢而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他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生活在唐朝由兴盛走向衰落的时代，他的诗是时代的镜子，尤其是他晚年的诗作，更体现出强烈的对社会政治、对苦难人生的无尽感慨。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在诗作中折射出内心世界的悲情，形成了我国古代诗坛上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悲诗。

　　杜甫自己曾经说过，“文章憎命达”，这确实揭示了中国文学的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仕途顺利，身处庙堂台阁似乎总是写不出优秀的文章，只有身为命运的弃子，才能最终成为文学的宠儿。杜甫正是后者的典型──其诗作沉郁顿挫的风格与深沉的儒家情怀构筑起了杜诗的“悲情”的底蕴。正因为如此，昔人称“杜诗强半言愁”。杜甫诗作长于以悲剧题材来表现其沉郁、长于以悲剧色彩来抒发其情怀。由此“悲情”成为了杜甫诗作的脊髓，“悲诗”成为杜诗创作的主流，因为积极入世、忧国忧民的情怀牵系着他的一生，然而儒家追求思想的同时也预创了中国的悲剧意识──一个人执着地追求理想往往暗示他可能的悲剧性。这是一种理想的执着追求和这种理想的现实条件下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一种理想的失落而失落者对理想又有着永恒的怀念和执着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中构筑成诗人杜甫的悲剧情怀。

　　悲剧是一个戏剧种类，它也是一个美学范畴。悲剧性是其核心，它是使悲剧具有最激动人心的、最具持久性、含有最深文化意义的力量。悲剧性在现象形态上有两种：一是现实的悲剧性，一是艺术中的悲剧性。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它既有反映现实的一面，又有主动地认识现实、结构现实的一面。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体现在各类文艺体裁中，由于中国文化以诗文作为文艺的最高价值，因此中国的悲剧性艺术不是以戏剧而是以诗词为核心的，似乎也可说，在典型地反映悲剧意识上，西方为悲剧，中国为悲诗。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