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惠特曼曾断言:一个民族的最高检验是自己所产生的诗歌。当然,这一定义不仅仅是为他个人所准备的,用在与他对称的地球的另一半,中国唐朝的一位伟大诗人杜甫身上,同样的合适。实际上,在世界级的大诗人中,他们之间还拥有着最多的相似性:他们都是为人的文学;他们的精神与脚步都从未离开宽广的大地;他们宏伟的诗歌大厦,都是由短章所构筑,并在其中包容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至今仍居住在他们的庇护里──无论我们正经受着如何的苦难与命运的不幸,然而,只要一想到自己是在重叠着杜甫的足迹与漂泊的大地,那么,所有的一切就拥有了一种神圣的慰藉。
尽管每位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这位伟人的生平再熟悉不过了,但简单地回顾一下还是必要的,朝圣的路程,要求着无限的重复。他幸运地生于一个诗的时代──唐朝;又幸运地生于一个诗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期的著名诗人,有“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这样的佳句传诵千古。但他的幼年却称不上幸福,很早就失去了母亲。虽然早慧,却体弱多病,寄居在姑母家里──这些征象似乎是为了要与他晚年的孤独,悲剧完成某种对接。公元731年至公元741年这十年间,可谓杜甫一生最快意的日子,它包含了唐王朝的鼎盛期与自己青春期的两次壮游,由“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这样的诗句,可见他当时的气象,自负。但与他困顿的一生相比,这样金色的时间毕竟太短暂了。仿佛回应着唐王朝天宝年间政治上的走向灰黯,成了婚有了家室的杜甫,亦陷入了生存的奔波,挣扎,“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当然,于他的精神世界来说,金色的时间仍不时地跳跃,闪现:公元744年(天宝三年)的孟夏,一个被闻一多先生喻为“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的奇景出现了──杜甫与李白在东都洛阳相会。虽然他们一起漫游的日子不是很多,但以普通的时间观念来对此计算,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段时间至今仍在激动着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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