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的《杜甫传》一书，是在准备开课时偶然寻得。开课的课题是杜甫的《石壕吏》，诗中的杜甫犹豫、徘徊，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记录下了石壕村中发生的抓壮丁一事。不了解杜甫的一生，何以读懂“三吏”中的这一首，又何以走进杜甫的情感深处呢？于是，这本《杜甫传》便成了不得不读的一本书。
讲到杜甫，总要同时想起李白。李杜二位大诗人之间的区别，《沧浪诗话》中已一言以蔽之——“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从我的主观角度看来：于人，更认同青莲的飘逸豪放，于诗，则更欣赏少陵的沉郁顿挫。
“沉郁顿挫”这四字评语，正是杜甫一生的艰难苦恨在诗句上的投影。从外部环境来看，杜甫生不逢时，中国正从历史的最高潮滑向低谷。但国家不幸诗人幸，乱世中的颠沛流离，让杜甫吃尽了苦头，却给中国文学史献出一位诗圣。
然而从更深层次可以看到，杜甫的人生悲剧和艺术成就来自于文人生存的依附性与诗人思想的独立性之间的互相挤压。这不仅是杜甫，也是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苦苦挣扎的根源。
长安十年，杜甫是矛盾的，既羡慕自由，又渴望官职。在唐代政治日渐走下坡路，人民不断被剥削的时候，杜甫开始关注民生。安史之乱让李唐王朝一蹶不振，杜甫的被迫流亡让他拥有了接触民众的机会。然而，等他又回到皇帝身边时，他的诗变得“充满了初唐以来应制诗、奉和诗一向惯用的词藻，缺乏充实的内容”，但事实上，杜甫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后来杜甫被派到华州，他才“从一个皇帝的供奉官回到人民诗人的岗位上”。从此，他开始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揭露朝廷的缺陷。不过，杜甫终究是“封建社会里一个爱人民、爱祖国的诗人”，人民因为国家连绵不断的兵役而痛苦不堪，但为了保卫国家却不得不这样，杜甫此时的矛盾已经不是关于个人，而是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的无限忧虑。《石壕吏》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杜甫传》的作者冯至既是一位诗人，同时又是一位研究德语文学的学者。因此，从《杜甫传》中，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作者的深情和严谨。全书篇幅不长，就十几万字，却是高度浓缩，决不掺水。据说《杜甫传》在《新观察》上连载时，毛泽东是每期必看，连载完毕后，毛泽东说：“《新观察》现在将《杜甫传》登完了，我《新观察》也不要看了。”
国家不幸诗家幸。杜甫幸好没有做上大官，没有做久官，才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雄壮的诗篇。这从他秉持的理想来说也算是得其所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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