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的人格魅力

　　杜甫他不但热爱祖国、忠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关心民生疾苦，而且在处世待人的方面，处处体现了“仁恕”的伦理道德。

　　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独称“诗圣”。所谓“诗圣”，不但包括诗人杜甫的诗歌思想的崇高与伟大，创作艺术的精湛与高超，更包涵了杜甫人格上的魅力。

　　杜甫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杜甫是先秦原始儒家理想主义思想的

　　忠实信奉者杜甫深受中原儒学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他的十三世祖杜预儒家思想的影响，成为一个忠实实践儒家“仁爱”和“民本”思想原则的儒者，是唐代复兴儒学运动的先驱人物之一。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先秦原始儒家的理想主义思想与汉唐宋明的儒家思想是有区别的。先秦原始儒家的理想主义的核心是“仁”，是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它所追求的社会，是一个“天下大同”的和谐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①这个大同社会的实质，就是将“仁”的思想，由对一己之家的关爱，推及他人，特别是推及一些弱势群体，以大爱的胸怀，关心天下百姓，建立一个幸福和谐的安定社会。这个“天下为公”的社会，一直是历代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目标，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作为一种所追求的理想社会而存在，确是十分可贵的。这个儒家的社会理念，体现在政策的层面上，就是要“选贤与能”，让贤能之士，受到重用，依照公正公平的原则，制定合理的政策，施之于民，从而实现天下大治。周秦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私天下”的社会。统治者往往以“仁政”为幌子，实行的是“君天下”的强权政治，为了统治集团的私利，横征暴敛，强取豪夺，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阶级的对立。正如杜甫所指出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从而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这与杜甫所向往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是相差甚远的。尧舜时代的推贤让能的禅让之风，是不可能再现了。那么退而求其

　　次，能够出现一个体恤民情、以民为本的像唐太宗一样的仁君，也是求之不得的。所以杜甫一再呼吁，希望统治者能够向唐太宗学习：“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往在》)。再次，是开元前期的唐玄宗，也是一位开明之君，曾开创“开元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二首》其二)开元时期的升平之世，是唐代甚至于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盛世，是杜甫亲身经历的人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安的和谐社会。只是到了开元末期以后，唐玄宗骄傲自满，渐生怠政安逸之心，不思进取，乐于享受，逐渐由一个开明进取之君蜕变成了一个骄奢淫逸的的昏聩之君，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

　　杜甫对理想的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有标准的，那就是要有一个圣明的“尧舜之君”。在杜甫的心目中，这个“尧舜之君”显然是以唐太宗为标准的：“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这个较为理想的社会，一是朝中要有正气：“太宗社稷一朝正”(《寄狄明府博济》)，二是要以民为本：“邦以民为本”(《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三是要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凄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同元使君舂陵行》)，四是要官吏廉洁、办事公平：“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之任》)，五是君主要能纳谏：“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往在》)，六是君臣要以节俭约身，不能奢侈腐化：“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往在》)，七是君臣要团结，上下同心同德，共渡时艰：“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诸葛庙》)，八是社会和平安定，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这个理想的社会，在唐代天宝时期，愈去愈远，到了安史之乱后，更是荡然无存。但杜甫为了实现这个和谐社会的理想，一直念兹在兹，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没有机会实现这个理想，就寄托于朋友：“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