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诗性批判
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在当代文学上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迟子建对知识分子的形象有着自己的批判。
与其他作家不同，在迟子建笔下，关于知识分子的描写，处处渗透着她特有的理解与温情，这种理解与温情不同于其他作家充满政治意识或哲学内涵的理解，迟子建对笔下知识分子的理解是来自于生活的，充满着生活的气息，这里边没有太多的哲学的内蕴，没有太多的政治的纷争。如《解冻》一文中王统良对校长苏泽广的评价：“你们这些喝墨水的，说风光挺风光，说倒霉就比谁都倒霉。”在这类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中，我们看不到其他作家笔下经常会出现的一种对立的思维模式，反之，我们看到的是非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表示出了充分的宽容和理解，虽然非知识分子并不确切的知道知识分子在各个时期的悲剧命运的来源。非知识分子们看到的只是生活的表象，他们看到知识分子的命运浮尘之后并没有去深究其背后潜在的政治社会因素，而是把这些精力节省下来，用来同情这些生活的受难者们。在这种同情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的阶级属性的显现，受难成为了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使人与人之间的阶级性得到的消解，同情和理解在这里就成为了单纯的同情和理解，这就使得迟子建小说中对于知识分子的同情与理解超越了中国当代政治与历史的构架，被赋予了更多的普世价值的意义，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中，人性被彻底的还原了，充满着一种诗性美的色彩。
但是反观迟子建笔下的知识分子，显然和这些非知识分子有着很大的差别。迟子建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对非知识分子并没有显现出非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宽容和理解。我们在知识分子对非知识分子的态度里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轻蔑和鄙薄。在《岭上的风》一文中，身为大学讲师的严书礼对妻子贺金玲的清扫卫生的工作的态度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对于体力劳动者的轻视，倒是那位打更的老头说的话一语中的：“你们知识分子就是磨不开面子，打扫卫生又没什么丢人的，谁愿意见天活在屎窝尿窝里?”而严书礼在之后的情节中认为“他竟然对嚣张的废纸篓感兴趣，将手伸向别人不屑的地方，这有多么的.卑琐和肮脏，这哪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行为?”“觉得自己的这个举动不像知识分子的行为，猥琐卑微，便在内心骂了自己一声。”这里有一个细节是值得玩味的，即“不像知识分子的行为”，那么，这些“猥琐卑微”的行为“像”是谁做的呢?显而易见，在严书礼心中，这种行为是非知识分子才会做的事情，其中所隐含的轻视之意跃然而出。而在小说最后，校长王乾义的一番话更使得这种轻视具有了普遍的意义，王乾义说：“我痛恨知识分子也搞这种把戏”，一个“也”字，就使得王乾义对于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态度截然不同，似乎是非知识分子搞这种把戏就不值得痛恨，而知识分子由于某种异常高尚的缘由，再去搞这种把戏就是值得痛恨的了，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骄傲在这些自觉或不自觉地与非知识分子的对比中显示得清清楚楚。这种在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划定的二重标准显然具有对非知识分子的歧视性，知识分子是标准的制定者，且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他们默认自己具有某种非知识分子不具备的良好品质，而非知识分子做出卑劣的事情，也在这种歧视性的宽容下得到化解。这种歧视的态度不仅仅出现在知识分子的内心独白或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中，在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产生交集的时候，这种歧视也显然存在着。“严书礼思绪纷乱的回到家里。贺金玲已经安顿好孩子睡下了。严书礼看了会书，就觉得头昏脑胀，便洗漱上床歇息。贺金玲偎在被窝里还没睡着，严书礼关掉灯后在黑暗中闻到了一股撩人的体香味，贺金玲已经洗过了澡，以一种脱胎换骨的面貌出现在他面前。按捺不住这种诱惑，严书礼将这个女人紧紧地抱在怀里，发泄着自己的苦闷、惊恐、思虑和爱恋，觉得久违的幸福又跌跌撞撞、丝丝缕缕地回到了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即使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知识分子的严书礼处于需要非知识分子的贺金玲的安慰的时候，双方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作者在这里特别地用到了“发泄”一词，显然，在这“发泄”里边是没有平等可言的。严书礼认为在苦闷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找一个人来倾诉自己的烦闷”。“每当这种时候他就无限嫉妒那些妻子也是知识人士的男人。知识分子夫妻之间的争吵也充满了智慧和哲学意味，因为那是建立在平等意义上的争吵。而他和妻子则不一样，他只要和她拌了几句嘴，便老是心生愧疚，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而这种怜悯使得严书礼对贺金玲只能是“发泄”，而不是“沟通”。这里有一个细节，作者提到了贺金玲“脱胎换骨”，这样，我们可以把“关灯”这一行动看作是一种仪式，只有关了灯，“在黑暗中”，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距离才会被拉近，非知识分子才有着让知识分子“发泄”的可能性。原来这些非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是如此的低下!
所以，在迟子建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其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家庭生活和情感生活上都是不甚专一的。《岭上的风》中，严书礼在情感上更倾向于曾经的大学同学徐静，以至于当他“涉足学生们那块儿女情长的净土，他会心痛的”。《解冻》中苏泽广也对学校新来的音乐老师有着一种暧昧而难以言说的感情，以至于使得妻子黎素扇对其不满。对于这种情感上的不专一，迟子建以她一贯的方式，平静而生动的进行了批判。我们看到在《岭上的风》中，严书礼在一提到徐静的时候表现出的顾此失彼的慌张;《闹庵》中子元和子从妄图调戏女服务员和尼姑的丑态;《解冻》中苏泽广由于和音乐老师的暧昧关系导致夫妻失和。在这些情节的描述中，迟子建将知识分子对待非知识分子配偶的态度描述的淋漓尽致，不用作者站出来更多的说话，读者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形象已经有了一个评价。但是，显然迟子建并没有使自己的批判止步于此，而是更加深入的以一种人性的角度去反思知识分子的种种问题。
迟子建在批判知识分子的时候，始终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和批判对象同样的水平线上，以一种平等和理解去看待批判对象，使得这种批判具有了一种诗性的色彩，而这种诗性蕴含在其文学中的一个特定的意象中，那就是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的每一次微小的动荡与更迭在家庭中都表现为巨大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家庭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我们看到，无论是迟子建任何一个时期的创作，家庭始终处于文本构建的核心，迟子建的许多文本实际上就是在重新演绎一个家庭在无论是平静或是激荡的社会环境中所经过的路程。迟子建对所批判的知识分子是同情和理解的，这表现在其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总会有一个类似于大团圆的结局：严书礼终于敢于和穿着有灰尘的衣服的妻子共同走在校园里;苏泽广和黎素扇在争吵后预示着和解的大春天的晚风，都预示着家庭对于知识分子心灵的救赎，这种救赎并非居高临下的，而是知识分子亲身经历的，慢慢淌过的生活。这正是迟子建在进行知识分子的批判时的特殊之处，这种批判显得充满诗意而又不无深刻，正如《二重唱》一文结尾处那杯“晶莹剔透的水”一样，看似平淡，却美的动人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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