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人到中年的苏轼,流落黄州,与好友两游赤壁,极目渺渺苍穹,感慨人生短促,多少壮志随风消逝,多少期许转头成空,他却未言失意沮丧,反以豁达胸怀写成前后《赤壁賦》,纾解胸臆苦闷,重寻人生快乐之源……
清风明月,水光接天,本就是用来赋闲邀客的,箫歌奏和,诗酒相发,原也是借以寄情抒傲的,前两段写眼前美景自是实况真事,为全篇渲染气氛、酝酿情绪。一乐一悲,后先相应,人生之无常难测、世路之乖舛多戾不正如此吗!苏轼说的“多难畏事”似乎在眼前景物中叠印出了深微隐曲的文脉和心迹。文吧,“其赋事也,则于事有触;其赋物也,则于物有况”(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睹物兴情,情以物兴”(刘勰语),两段叙事、写景、引情,意在铺陈,提起下文,是本赋的基础。心吧,作为“乌台诗案”受害者的苏轼,应该有两重:一是他太出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为当路者沮之”;二是他的性格和遭际,早已练就了他处惊不变、逆势顺迎的本领。他不乏诗友过访,亦不缺野老相问,但是“望美人”垂顾的期望还不可能消弭,为朝廷所用的执着会时时撞击心扉。
三四两段借赋之本体,主客问答,即景怀古,畅论变与不变的哲理,这是全文的重心。 这里主也是客,客也是主,互为参照、相为表里。之所以采用此种形式,一则行文上显得奇崛多变,有助开掘,生发义理;二则与此前山川风物、心绪起落后先映照,好似此苏与彼苏在意气相斗相和、自说自话,正是如此,被排挤、遭贬谪的心中郁结苦闷,就在这轻松的对答中得以消解缓释。
“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一世之雄的曹操何等气魄;雄姿英发、指挥若定,少年得志的周郎何等风流。赞耶羡耶,抑或兼而有之,但借客一声“而今安在哉”的反问,一下子使诗人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舒阔境界:伟大与渺小原是一回事。执迷也罢,超脱也罢,出将入相也罢,临渔问樵也罢,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不过是短短的一瞬。既然非凡的世事都将转空,横空的人物终成过客,人还必要去执念一物,不托意于箫音、不纵情于酒歌吗!人事如此,造化亦然。水月之属,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分子也是与时同进,与物相生,不会是一种姿态和面目。西方哲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在苏子看来,是可以颠倒来用的。既然“万物皆备于我”,既然人事上所取有限,人为何不拜自然之赐,尽享清风之爽、明月之洁呢?借眼前景,因当前情,作者以旷达的胸怀、超然的态度,不滞于物,无碍于事,让自己的思想休假,精神散步,谁人能有此等襟怀和能耐?而且全篇景、情、理水乳交融、相互应发,笔端寄兴,兴尽而止。无论内容或形式此赋均堪称登峰造极之作,垂之永久。 其实,英雄豪杰之悲,不一定是嬴不得全世界的凄惨,而是窒碍难圆、赔上性命的死呆。生命的来临与消逝,即使盖世英雄也无法过问,不能预知。平凡人物的悲哀,是生无补于時,死无伤于世,而生死动静,只不过与蜉蝣寄予天地无异。至于挟飞仙以遨遊的乐趣、抱明月而长终的梦想,不论伟大的圣贤,抑或卑小的渔樵,都无法实现。苏轼正是参透这一至理,他在精神上才占据了常人难及的高地,无论何种风浪,百般刀剑,都不能动摇他思想的迈勇、精神的高贵。这就是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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