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所有经典的文学中,凡是跨越时空的作品,都是作家通过叙事与抒情的内在转换,表达了作为人类的我们,与这个世界既相互切割又相互吞噬的共生关系:生命的内在沉疴与生命的走向的本质苦难,构成了人类必然,甚至是绝望的生命归元。在这必然中,每一生命个体,都能找到自己,与这世界顺从或者对抗的反差极值:妄图通过努力,看见自己,在黑暗中行走的声音。
苏轼的《赤壁赋》,在我个人看来,则是这种生命内在转换与情感再现的经典之一,这种大苦无言的壮美,宛如坚韧而又倔强的金属,在黑暗里朦胧出几分祥和的亮色:通过自我与时间的相互睥睨,传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人文情怀。作者在这篇赋里,借助外在的叙事联欢与内在的情感冷遇,表达出谪居的个人况味。纵观苏轼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苏轼的个人遭遇总是离不开社会的赐予。苏轼的生命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集团幽默:当政府决定要把某个人拿来把玩把玩,总是先把猎取对象像猪一样豢养起来,膘肥体壮之后,就让他浮在水上或飘在空中。在苏轼的时代,作为北宋政府,还是相对开明的;作为北宋皇帝,也是相对开明的。唯一不开明的,就是皇帝身边那一帮奸邪善良的小人了。虽然任何一个时代,小人总是存在的。尤其衣冠枭獍者。
政治上难以施展才情的苏轼,在某种意义上,其流浪的命运格局,基本上都是小人们,同心同德努力的结果。当然,奸害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如其弟子由所说,苏轼的被遭陷害,绝大部分是因为他才学太高,名气太大,口无遮拦,率性浪漫。一个才学和名气都高的人,难免不获罪他人,也难免不遭遇小人。而小人的特长就在于构陷,这点,历史几乎没有例外。为此,苏轼的被贬就成为社会的必然。其实,政府对苏轼本来没有什么,皇帝对苏轼也本来没有什么。可四周一圈吠吠的小人,红着狗眼狠命乱咬。再开明的皇帝,也经不住这种恶心的噪音蛊惑。为此,苏轼的宿命悲剧,几乎是社会与自我的相互决裂。好在苏轼在自我意义上,能够自我解嘲,哪怕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宿命地浪迹天涯。苏轼在流浪的路上,不但没有倒下,反而更加坚挺了自我的内在气节。为此,苏轼被贬黄州所作的前《赤壁赋》,除了自身的美学意义之外,更多的则是其人文意义,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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