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张《长恨歌》既非爱情诗，也不是讽喻诗，而是一首承载着诗人满腔中兴热望的怀古咏史诗。有以下六点理由可供商榷。
第一，《长恨歌》不是爱情诗。
《长恨歌传》云：“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祖籍太原)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与琅琊王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指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
首先，如果《长恨歌》是抒发诗人爱情失意，又何须陈王二人嘱咐，那岂不失之真诚。
其次，当时正值永贞内禅、宪宗即位、顺宗猝死，宫廷嬗变当是热门话题。三位青年才俊聚在一起不谈政治却说风月，不合情理;提到唐玄宗不感叹顺宗谦和懦弱却说李杨爱情，亦不合情理。况且，白居易的一生是以元和十年(815)的江州之贬为人生的分水岭。此前他“志在兼济”，此后则“独善其身”。也就是说他当时正是“志在兼济”。初入仕途，诗人政治理想追求的是大唐帝国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但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贵为九五至尊的顺宗尚不得免祸，谁又敢用诗文对朝政评头论足?更何况白居易始罢校书郎，谪周至尉。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说，《长恨歌传》的篇末议论是辩白避祸之辞，长恨歌与传都是托风月之事说政治之实。
再次，白居易自评《长恨歌》曰：“一篇《长恨》有风情”。显然将之比于《诗经》“国风”，说这篇作品有风人之情，反映百姓风情，而非帝妃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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