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兼论古代叙事诗批评的形成发展

　　引导语：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叙事名篇，它接受史研究以及论古代叙事诗批评的形成发展，我们通过下文了解更加详细的详细了。

　　古代诗评史，实质是以“诗言志”为旨归的抒情诗评论史。叙事诗长期得不到确认与重视。白居易《长恨歌》有千年接受史，但这并非千年赞美史，而是交织着热情与冷遇、赞赏与否定的对话史。对这一叙事名篇，古代评家由贬毁到褒美的历史转变，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古代叙事诗批评形成发展的历程。

　　唐代：选家沉默，评家毁多于誉

　　“一篇长恨有风情”，其创作史结束之日，便是声誉鹊起的效果史开始之时。然而，中唐至五代的接受者有三种态度：歌女诵唱，选家不录，评家毁多于誉。

　　相传唐宣宗《吊白居易》诗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天宝后，李杨故事盛传民间。《长恨歌》的诞生，乃希代之事遇出世之才：故事哀感顽艳，情思缠绵悱恻，语言明丽圆畅，声韵和谐宛转;故歌女争唱，借以增价。《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哀怨主题，更易引起失意文人的心灵共鸣。与身前寂寞狼狈的杜甫相比，胡应麟不禁发出“诗固有遇不遇哉”的感叹。

　　选择即评价。唐代选家对此杰作，则始终保持沉默。现存唐人选唐诗，元结《箧中集》、殷璠《河岳英灵集》、芮挺章《国秀集》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成书早且不论。令狐楚进《御览诗》、姚合编《极玄集》时，白氏诗名“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几无人不晓;二人与白氏交谊甚厚，时相唱和，仍未选白氏诗篇。顾陶是最早提及白氏的唐代选家，但其《唐诗类选》入选韩孟，未取元白。《后序》释曰：“若元相国稹、白尚书居易，擅名一时，天下称为元白，学者翕然，号元和体。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无所取，盖微志存焉。”集大不取只是搪塞之语，“微志存焉”才流露了似扬实抑的真意。韦庄《又玄集》和韦糓《才调集》更值得注意。《又玄集》首录白诗，但非《长恨》《琵琶》，而是两首七律。此集以近体为主，歌行较少，但元稹入选的均为歌行，且与《长恨歌》同题材的《连昌宫词》赫然居首。宋人“《连昌》胜《长恨》”的议论，已在此埋下伏笔。《才调集》是现存唐人选唐诗中规模最大的一部，以“韵高”、“词丽”为准的。令人注目的是卷一首列白居易，卷五再选其作，虽篇数并非最多，位置极为重要，大有先于张为《诗人主客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之意。然而，有“十首《秦吟》”，却无“一篇《长恨》”。总之，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选，或选而遗珠。与民间传唱盛况相反，唐代选家无一人接受这古今第一长歌。

　　选家沉默，评家贬毁;若不算元稹这位诗友，白诗阐释史几从批评开端。李戡首发其难，杜牧《李府君墓志铭》引其言：“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怀。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李戡痛诋“淫言媟语”的情调;司空图讥嘲“力夐气孱”的诗格，《与王驾评诗书》曰：“右丞、苏州，趣味澄玧，若清勍之贯达。……元白力玧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李戡、表圣从不同审美立场所作批评，成为历代贬白者的套语，交口相传。表圣之语并不直接针对此作，李戡之论则影响着两宋至明清对《长恨歌》的评价。

　　白氏此作在唐代并非一无知音。针对李戡、杜牧之论，黄滔在《答陈磻隐论诗书》中奋起为《长恨》辩护：“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然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五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至如《长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哉。”黄氏首开了讽谕主题说，“其文平而易”则对白诗风格作了精辟概括，成为唐代从诗旨到诗艺全面肯定白诗的评家之一。

　　然而毕竟其声甚微。有唐一代，沉默的选家加严厉的评家，表明此作在当时只有流行性而无经典性，没有真正进入“理想读者”的审美视野。对这篇叙事杰作的艺术成就，诗评家毫无知觉，更表明当时尚未确立叙事诗观念。传统文体学，从挚虞《文章流别论》到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始终没有“叙事诗”一体。仅在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论《孔雀东南飞》中，初见“叙事体”一语。因此，且不说《长恨歌》，其时已流传五百年的《孔雀东南飞》，中唐至五代评家也未认识其叙事诗特征，更未论析其叙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