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小说《长恨歌》赏析

最新小说《长恨歌》赏析

　　小说《长恨歌》主要通过这一特殊时代，城市对于女性的影响及城市女性自身的特殊性。下面是关于小说《长恨歌》赏析，供大家参考!

　　小说《长恨歌》赏析

　　王安忆凭借长篇小说《长恨歌》摘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书中王琦瑶式的女性形象无疑是新时代的特殊群体。她们在城市中成长、生活直至蜕变、老去，一生年华托付给一座城。是城市，给予她们外在的潮流时尚，内在的谨言慎思;也是她们，将灵动活力注入一座看似摩登时尚的空城。然而，另一方面，城市的浮华躁动也在暗中滋长。城市女性不得不依靠一定的物质基础，拜金主义苗头渐露。复杂的人际关系使得女性投身其中左右周旋，其中既包括人伦(母女、夫妻)，又包括同性、异性的友谊。

　　“从生活的巨流中截取一片波澜，一朵浪花，从风格细腻的描绘和挖掘，展现时代精神的风貌。”①这样的创作风格与其母茹志鹃的《百合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四十年间，动荡混乱此起彼伏。“作者并没有历史场面的刻画，依旧着力构造上海弄堂小人物生活情感的细枝末节。她以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的精神话语营造了一个客体世界，不是回避现实世界，也不是参与现实世界，而是一种重塑。”②诚然，在小说中，王安忆构造的上海弄堂世界是平行于整个时代大背景的，作品的字里行间中却很少嗅到政治的气味，作者意图与现实的洪流撇清关系，但小说中主要人物的人生发展仍然依附历史，这是无法完全规避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作者在着力重新塑造一段往事的同时，故事中的人物也越发真实丰盈。

　　一、城乡巨变中女性转身。

　　在以往很多以农村为背景的小说中，人物形象是深深扎根于农村土地的，其中自然包括许多农村妇女形象。余华《活着》中的家珍，苦苦规劝误入歧途的丈夫福贵，生活贫苦却甘之如饴;又如五十年代《“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在政治的氛围下，作者“从日常生活、家庭琐事展开，自然地表现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里、家庭关系、公共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③;在以七十年代中期为背景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许秀云温和恬静，可人生命运却颇为坎坷。小说中情节的发展同时也依托于农村生活的轨迹。

　　相较于农村，城市的环境无疑更为复杂。一方面，城市的现代繁荣与农村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没有集体劳作的日晒雨淋，没有春种秋收的轮回反复。这有哼唱着“四季调”的留声机、颇受欢迎的照相馆、人来人往的淮海路、各种各样的“派推”舞会、放着《乱世佳人》的电影院以及铺满康乃馨的选美舞台。即便是多年后，在王琦瑶的旧樟木箱中，仍然存有缀了珠子的手提包、法兰绒的贝蕾帽，时代的繁华缩影集聚在这琐碎物品之中。另一方面，城市也暗藏着污秽阴暗的死角。上海弄堂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一。类似爱丽丝公寓、平安里的地方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以李主任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人士，或追逐权势，或金屋藏娇。繁华的淮海路上，是金钱堆积起的时尚。人们对物质的渴望从未淡却，即使是民风淳朴的邬桥古镇，也难免有从上海来的龙虎牌万金油广告画，也有上海的双妹牌花露水、老刀牌香烟。像阿二这样的青年也是渴望去南京读书的，同时对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充满无限向往。

　　无疑，作者王安忆着力编织一个关于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④《长恨歌》中，开篇就花许多笔墨来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和王琦瑶式的女性，写作风格上与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相似，注重对小说环境的细致描写刻画，即“19世纪欧洲写实主义的单一赘叙(iterative)模式。”⑤除了奠定小说基本环境基调外，对人们关于城乡固有观念意识做出了纠正。

　　在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承接中，冲击和摩擦难以避免。直至今日，我们仍能切身感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伴随着农业耕地的急速消亡和城市边界的无限扩张。但是，类似“城

　　市的商业气氛、拜金主义以及各种享乐的场所无一不是滋长剥削意识的温床。”

　　⑥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以偏概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在军民共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也能看出时代的单调局限与片面不公。是否城市真就是一切腐败享乐的开端?而如何将作者的真实构思和想法准确地表达出来?例如王琦瑶式的女性角色成为了作者观点的特殊切入口。王琦瑶式的女性，没有传统农村女性对家务劳作的本分依赖，抑或是思想上的保守狭隘。无论是吴佩珍还是蒋丽莉，薇薇还是张永红，她们远离政治洪流，她们过着自己的日子。从生活中她们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中，凸显的是城市女性的自我个性和张扬不羁。新时代女性形象的反差变化正是在城乡巨变中，愈演愈烈。

　　二、女性的特殊城市烙印

　　在上文中谈及都市女性成为新时期的宠儿，在此主要论述城市对女性的特殊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城市女性的特殊心理及心态

　　王琦瑶入住爱丽丝公寓之后，蒋丽莉的到访显然是出乎意料的。王琦瑶、李主任、程先生以及蒋丽莉四人之间的瓜葛，掺杂着流言蜚语，牵绊不舍，是“剪不断，理还乱”。以至于王琦瑶在蒋丽莉面前将话挑明，“我们要不把这话全说出来，我们大约就没别的话可讲。”

　　⑦而后，又毫不避讳地借用蒋丽莉父母的婚姻关系，挑明了女人“体面”和“实惠”的道理。 这一点上，王琦瑶超乎同龄人的成熟和精明可见一斑。

　　她是“适合自家人享用的”三小姐，但她知道与吴佩珍、蒋丽莉之间友谊的分寸，知道和程先生、阿二之间的熟稔程度，知道在康明逊、萨沙之间周旋自保，知道怎样试探张永红和长脚。甚至刚到平安里时，与严师母做完头后一句“我到你的年纪一定是不如你的”⑧，反而引起了严师母对曾经过往经历的真心感慨，彼此都能看进对方心里一些。

　　人们常认为城市女性难免有一种极其细微的心理活动变化，有些难以捕捉的欲擒故纵的味道，抑或是一种矫情的故作姿态。在一段时期中，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她们不像那些激进果敢的女中豪杰，如《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甚至有时还被贴上虚假伪善的标签。

　　但从另一角度来反观城市女性的心理，往往体现出城市对其变相的反作用。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悉心维系。纵且退一步说，倘若王琦瑶没有处处留心的本事，大概是像吴佩珍年轻时那样天真无知，又或是像王安忆早期作品《雨，沙沙沙》中经典的雯雯形象，她定然是无法平安度过1947、1955、1965这些特殊年代的，更不用说后来的薇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