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主题爱情说

　　对《长恨歌》主题的解读从古至今绵延不断，并引发不少争议。最早涉及此事的还应该是白居易本人。其《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就点明了该诗的主旨与男女风情有关，这成为后世“爱情主题说”的源头。

　　《长恨歌》是中唐诗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杰作，但是关于主题思想方面，学术界长期以来为之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早期已有学者对《长恨歌》的主题进行了综述，如张中宇《新时期长恨歌主题研究评述》，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二者较为详细地总结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观点和研究成果。张中宇的总结最为全面，共概括为“爱情主题说”、“隐事说”、“讽谕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六种，并在其专著《白居易〈长恨歌〉研究》提出了“婉讽主题”说，他认为《长恨歌》描写李杨真情对于表现政治主题具有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杨爱情，《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其有限或难以实现。他的结论是：“《长恨歌》的主题是，通过李杨情爱悲剧的复杂过程，反映封建帝王荒弛朝政、政治腐败等造成国家动荡、爱妃惨死及凄苦悲凉、深情无寄的严重后果，婉转批评唐玄宗因为承平日久滋生的骄矜懈怠而重色情、忽视国家管理的错误行为，并以此作为后世的鉴戒。”张中宇先生的“婉讽主题说”其实也就是“讽谕说”。这种观点目前在学术界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作为中学语文老师，在解读《长恨歌》一文时，我们往往是粗浅而机械的：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其次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我们在帮助学生赏析时，基本上都是从全篇中心——歌“长恨”入手，一层层地揭露我们所理解的诗歌的“主题”：极度的乐，导致了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应该说我们机械地按照”张中宇先生的“婉讽主题说”，为学生盖棺定论地解读了的《长恨歌》。

　　笔者私下鄙陋地更愿意相信，《长恨歌》的主题以“爱情说”最切合白居易的本意。

　　首先，从创作的背景来看：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一日，时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县)县尉的白居易，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他们谈及了李隆基与杨贵妃之事。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他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于是，白居易写下了这首长诗。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长恨歌》。同时陈鸿也写了一篇传奇小说《长恨歌传》。诗词歌赋本是古代学者用来抒发自身感情、调节生活氛围所作。这样看来，是否有必要把白居易创作此诗的意图如此升华呢?

　　其次，从诗人极尽笔墨的爱情刻画来看：

　　根据唐宋时期文献，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确是存在的。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与其说是见到杨贵妃倾国倾城之色，毋宁说是因为他们二人情投意合，有共通之处。唐玄宗不仅是一位封建帝王，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而在宫中，杨贵妃成了她唯一的异性知音。

　　笔者认为，从主观上说，他们的爱情本身是真挚的感人的，而客观上造成与安史之乱有关，这实质上也不是爱情本身的问题。如果将唐玄宗的爱情与其政治分开来考察，则更可以看出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是基于共同的性格与共同的爱好，他们的爱情并非假，可以说爱得真，爱得热烈!反观他们的爱情悲剧，是值得世人同情的，令人感伤的。所以“李杨”本身具有真挚的爱情，再加上民间传说对这一爱情的美化，这才是《长恨歌》取材的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白居易写作了这首《长恨歌》，实为歌之，也无不可。

　　从文本解读，更可以佐证：譬如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淋漓尽致表现出来了。作者极尽笔墨刻画这场“血泪相和流”的死别，让多少爱过的人浸淫在了这爱了却不能在一起的“恨”当中无法释然呢?恐怕这就是白居易想说的那“没完没了的恨”吧!

　　更何况，诗人并没有只停留在一个感情点上。例如马嵬诀别后，诗人像剥笋一样将人物内心世界层层剥示，直至人最脆弱的心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偏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真真印了“思念是一种病”，唐玄宗病得很重，“无药可救”!而诗至此，诗人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了。然而，或许诗人认为这样的爱情还不够痛彻心扉，故而笔锋一折，别开境界，诗人又构思了一个亦真亦假的幻魅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不过正是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人才能把“李杨爱情”的千回百转表现得淋漓尽致。

　　即便是后文提及了“李杨”沉浸共同的歌舞喜好之中，但过于沉溺则会懈怠朝政，最后导致了安史之乱。白居易也是尽量缓和这两方面的矛盾，只是轻描淡写地用了“渔阳鼙鼓动地来”一句，尽管暗示了安史之乱，但字面本身还是“鼙鼓”，还是限于“李杨”喜爱的音乐的层面，这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对当朝时事深刻揭露的风格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笔者主观认为，白居易之所以如此行文的原因，都是为了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故而《长恨歌》的主题，应该是“爱情说”更为贴切些。

　　再次，从白居易对此诗的分类来看：

　　白居易的诗歌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务牵於外，情性动於内，随感遇而形於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短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

　　白居易曾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白居易认为《长恨歌》为风情之作，且将之与《秦中吟》对举，《秦中吟》确为讽谕诗，那么《长恨歌》的主题非“讽谕说”不就显而易见吗?

　　笔者认为，《长恨歌》为风情之作，其实就可归于“感伤诗”之类。白居易《与元九书》曾定义感伤诗为“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的，而《长恨歌》的创作动机与创作的内容正与此相当吻合。故而《长恨歌》吟咏“李杨”的爱情悲剧，全诗的感情基调皆为感伤。虽然白居易给自己的诗歌分类中，只有“感伤”类，而没有“爱情”类。但全诗系因“李杨”的爱情而伤情，那么“感伤说”与“爱情说”显然并不矛盾。《长恨歌》被置于“感伤诗”一类，也在理的。

　　最后，从白居易诗意的生活追求和丰富真挚的情感看：

　　白居易在日常生活中随性自然，又具有丰富真挚的感情，热爱各种自然美和艺术美。酒是他的伴侣，吟诗作画始终与酒相伴;琴是他的知音，白居易一生知音甚少，且相聚时间非常短暂，所以他寄情于琴中。他曾在《北窗三友》提到，琴是他的“三友”之一，在心情不适时，可以弹琴以净化心灵，抒发悲愤甚至不满之意。晚年时，白居易身体不佳，行动不便，那时琴更是他所离不开的知音。

　　值得一提的是，“李杨”的爱情基石，就是他们对于音乐的挚爱。《杨太真外传》卷上云：

　　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天宝四载七月，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邸。是月，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半后服用。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

　　这首《霓裳羽衣曲》让“李杨”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同书卷上又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上又宴诸王于木兰殿，时木兰花发，皇情不悦。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颜大悦，方知回雪流风，可以回天转地。

　　可见“李杨”对于《霓裳羽衣曲》的痴迷程度。其实深谙音乐的白居易也是深爱此曲，他曾作《霓裳羽衣歌》：“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

　　看来，从三者皆精晓音律来看，可谓“知音”，那么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可不可以理解为白居易是“李杨”爱情的知音呢?所以，当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当他们谈及了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时;当王质夫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时;恐怕这份真挚爱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了去，白居易便写下了这首感伤的爱情长诗!

　　当然，笔者不得不承认，诸位学者的其他主题说确也是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对《长恨歌》的解读。《长恨歌》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下，“李杨”的爱情也就有了特殊性，更容易人让作出多元化的解说。不过，联想到最近热播剧《云中歌》中汉昭帝刘弗陵及汉宣帝刘询的爱情悲剧，笔者还是愿意坚定认为，“爱情主题说”才是最符合白居易本人的看法的，因为爱情，这样解读下的《长恨歌》才是最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