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长恨歌》诗的主题是“长恨”，反复渲染玄宗之纵欲，沉于酒色，不理朝政，因而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这是悲剧的基础，也是“长恨”的内因; 杨氏归阴后，造成玄宗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

　　一、关于《长恨歌》主题的探讨情况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建国以来学界多次展开讨论，综合各家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派：其一是讽刺说，其二是爱情说，其三是双重主题说，即既有讽刺又有爱情的双重主题。

　　讽刺说发端于古人。南宋陆游说，杜甫的“《哀江头》即《长恨歌》也。”明代的唐汝询说：“《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清乾隆皇帝的八个字下得很准：“哀艳之中，具有讽刺。”

　　“哀”的“艳，”就是杨玉环，是形式;“讽刺’’唐明皇，是内容。这几个人都认为诗中的帝王和后妃是否定的对象，诗歌的主题与白居易同时所写的《李夫人》是一样的。

　　爱情说是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提出来的。基本观点是诗中帝妃是正面艺术形象。立论的依据是诗的后半部分对爱情的描写。但他们无法将其观点贯穿到前半部分，他们也承认诗的前半部分具有讽刺和谴责的意味。此说的不彻底性使他们在争论中处于少数地位。

　　讽刺说与爱情说各执一端，那么试图调和矛盾的双重主题说便得以产生。这一派既承认诗的前半部分具有讽刺意义。又承认后半部分李杨有诚笃的相爱之情，并认为作者偏重于后一’

　　方面。因而这一派被认为是折衷派，也可以说是爱情说的支持《长恨歌》的创作及其主题思想派。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512页)去把握那个时代的特殊精神，去体会那个时代所反映出来的特殊情趣。当然这种特殊的情趣还是由作家的作品反映的，因而就必须先“知人论世，”顾及到作家创作时的各种因素。

　　从时间上说，杨玉环死于756年，白居易写《长恨歌》是在年，正好相隔半个世纪。半个世纪的过滤，只会引起作者对事件的冷静思考，而不会引起作者哀艳的热烈冲动。诗歌的情感动力只会来源于诗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

　　叶燮在《原诗》中说：“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日理、日事、日情，不出乎此而已。”“先揆乎理：

　　揆之于理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絮乎情：絮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所以我们也应从合理、合事、合情三方面分析。

　　先看理，理有两层：一是作者写《长恨歌》与他写《策林》同时，也与他写的《李夫人》同时，作者的文学思想与其政治思想是相呼应的，也就是说与《策林》中的思想是一致的，更何况是像白居易这样的不为虚文的诗人。《长恨歌》与《李夫人》同时，《李夫人》中也写了唐明皇，其小序是“鉴嬖惑也。”那么作为同一题材的《长恨歌》，主题当与其相近而不会相悖。二是《长恨歌》的特殊性在于，主题的完成采用的是悲剧故事的模式，把帝妃的爱情悲剧托浮在国家大悲剧的背景之下，或者说是在安史之乱的典型环境下写出李杨的典型性格。遵循了常人对爱情悲剧的理解逻辑：先写他们的花容月貌，倾心相爱;再写外界的障白居易研究一碍和彼此经历的磨难;最后升华主题，使读者与作者一起，共同塑造了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尽管各人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不相同。《长恨歌》之所以赢得古今中外许多读者的欣赏，就是用惯常的悲剧程式写了一个帝妃的悲剧。

　　再看事：《李夫人》用汉武帝、周穆王、唐玄宗之事，简笔勾勒出“尤物惑人”的主题，小序云：鉴嬖惑也。陈寅恪先生指出“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是“从汉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元白诗笺证稿》l3页，中华书局l963年5月第1版)为什么要附会一些美丽的神话，就是要在史实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天上人间的相思之苦，达到艺术的真实。

　　最后看情：《李夫人》所抒之情是对女色误国之愤恨，是非很清楚。作者的思想也说得明明白白。“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长恨歌》主题的隐晦之处，在于有着诸多的凡人的情感历程，按人之常情娓娓道来，先写爱恋之深，次写永离之痛，最后写相思之痴，是通俗化和演义化了的皇家爱情悲剧。使人不易在扑朔迷离中把握其主题倾向。

　　荣格说：艺术家并不是一个能找寻自己个人目的的、意志上完全自由的人，虽然他为人类的一员也有自己的情绪、意志和个人目的，但是作为艺术家，“他是一个高度感受力的人。，，侏狄《当代西方美学》2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l版)白居易正是运用自己的高度感受力，抓取具有集体原型意义的李杨血.型，写出了触及社会灵魂、更满足全民族心灵需要的诗篇。

　　二、从当时的创作背景看首先

　　写《长恨歌传》的陈鸿说：“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号浪琊王质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日：t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由这段话可以看出，自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长恨歌传》是同一题材的不同体裁，这是一种新的传奇小说形式，有《歌》有《传》，既“可以见诗笔”f诗歌部分)，又“可以见史才”(记事部分)，诗与传互相辉映和补充，“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就是说他们有共同的创作意图，主题是统一的，陈寅恪先生说：··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方可。(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其次，从白居易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几次写到尤物害人的意思，也可以窥见《长恨歌》主题：《新乐府·八骏图》“由来尤物.不在大，能荡君心则为害。”《新乐府·李夫人》“生亦惑，死亦惑i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在这两首诗的序中，分别说明是为了“戒奇物，惩游佚’’和“鉴璧惑。”《新乐府·胡旋女》“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说明安禄山和杨贵妃都是惑君的奸佞，弄得君王昏昏沉沉，是非不辨，事到临头，还认奸作忠，死后还追念不已。诗的卒章显志：“数唱此歌悟明主。”.酌 白居易研究一“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犹若是，真色迷人应过此。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恶假贵重真。狐假女妖害犹浅，一朝一夕迷人眼。

　　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长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倾人国。”(《新乐府·古冢狐》)这首诗虽未道及贵妃，但从所处的地位、媚态以及最后殃及人国的结果，已经能看出了《长恨歌》的雏形。该诗序中说“戒艳色也。”

　　史载唐玄宗从开元二年到天宝十四年的四十一年时间里，先后出游华清官三十六次之多，有时一年两次，杨贵妃在这里居住长达十一年之久，唐玄宗和杨氏姊妹每年十月来华清宫避寒，到年底或次年三四月才回长安，每次游幸，兴师动众，花费极大。白居易在《骊宫高》中写道：“八十一车千万骑，朝有宴饫暮有赐，中人之产数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费。”极尽挥霍，可见一斑。

　　我们把以上所提供的材料与陈鸿的话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白居易《长恨歌》的写作动机，是在告诫君主不要沉迷女色，贪图逸乐，导致国破家亡。这个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

　　再次，从白居易当时的创作思想来说，他写《长恨歌》这一年，写成了《策林》七十五首。《策林》中的思想，也必然影响到他的创作思想。《策林》六十九对音乐艺术的作用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