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诗歌与中唐诗变

　　中唐期间，诗坛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这变化出现在包括岑参在内的一批诗人的诗歌中。

　　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唐诗不只是量多，更在于诗蕴含的特有质素。这些质素就是风骨与兴寄、声律与辞章、兴象与韵味。它们融汇在一起，便是唐诗气象。唐诗气象，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如盛唐诗歌“雄壮”“浑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然而从盛唐到中唐，诗坛气象不是突变，而是渐变。早在天宝年间，诗坛就出现了许多微妙的变化，其中岑参诗歌的变化是很明显的。岑参诗歌应时而变，突破古题乐府，另拟新题，即事名篇，自创新的歌行形式;打破盛唐诗歌主客体的平衡，凸显主观意念;追求意奇语奇，开“尖巧”一派;引白话俗语入诗，诗歌朝着通俗易懂的方向发展。这些变化由大历至贞元间的一批诗人所继承发展，逐渐酝酿出贞元、元和年间诗歌之大变。

　　一

　　开元、天宝年间，唐诗走向繁荣，构成唐诗重要一翼的歌行在此期趋于成熟，“律化的程度较之初唐有明显减弱，与此同时，则增大了叙事与抒情的自由度”[2]。岑参的歌行不论是数量还是对歌行的演进，在此期都是非常突出的。岑参于歌行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突破乐府古题的限制，自拟新题，即事名篇。岑参50首歌行中，没有一首“古题乐府”，全部是自拟新题。他作于从军边塞期间的歌行，都能根据实际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即事名篇。如他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玉门关盖将军歌》等都是根据边陲的实际生活自拟标题，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内容鲜活而充实。岑参的歌行彻底摆脱了乐府古题的限制，典型地反映了盛唐歌行把个性化的抒情建立在客观叙事和实景描写基础上的内容特征，为歌行内容的创新提供了更大空间，为中唐“新题乐府”的大量出现做出了前期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