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创作的真实观

　　毕淑敏文艺思想的基础是真实，真实性是毕淑敏文艺思想和文学活动的支柱。从毕淑敏对真实性的追求、表现和局限几方面解析毕淑敏的真实观，可以深化对毕淑敏创作的认识。下面我们为你带来毕淑敏创作的真实观，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毕淑敏创作的真实观

　　毕淑敏创作思想的基础是真实，真实性是毕淑敏文学活动的支柱。她立足现实，钟情生命的气息，把握生活真谛，捕捉人性、心理，在耐人寻味的智慧和脉脉含情的行文中，饱含着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然而，结合以往的研究可知，对毕淑敏的创作研究一般仅限于作品解读层面上，即使从批评的角度也仅触及毕淑敏的成长经历、历史记忆和文化经验上，而对全面把握毕淑敏文艺思想的构成探讨不够。在没有对毕淑敏文艺观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下，我们是很难从整体上认知毕淑敏的创作的。本文从“真实观”的角度入手，全面梳理毕淑敏创作的追求、表象以及局限，希冀构成解析毕淑敏创作思想的一个新起点。

　　一、至真的追求

　　文学要追求和弘扬“真”。“真实”可以说是衡量一部作品有无价值和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文学史上许多作家也无不把体现着“历史理性”的真实视为文学的生命。

　　毕淑敏选择了文学真实，而不是同时期的其他文学观念，这与她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1952年10月毕淑敏出生于新疆伊宁，当时她的父亲在新疆做军官。不到1岁时，在襁褓中的毕淑敏又由于父亲调动而到北京生活，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愉快的童年。轻松的环境、母亲的关爱和父亲的榜样使毕淑敏形成了善良淳朴的性格，母亲的悉心教导使毕淑敏按照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成长起来，形成了最初的真实观。随后毕淑敏进入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学习并一直保持优异的学习成绩，正确的真实观使得毕淑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盲从于那个荒谬的年代，而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三年中阅读了校图书馆里的大量世界名著，在书的海洋中培育了自己的品格。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教给了毕淑敏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真实观，也使她在违心地写对这些“毒草”的批判稿时感到了良心的不安。因此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奇特的现象带给毕淑敏更多的是对真理的坚持。

　　1969年2月毕淑敏从学校应征入伍，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从16岁半到28岁，历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等。空旷雄奇的冰山雪岭、远离城市高寒缺氧的艰苦军旅生涯给了毕淑敏特殊的人生经历，逼迫她在青年时期就进行了大量的人生思考，“世界上最安全的事情，就是真实。”[1]面对浩渺无际的雪原，毕淑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酷寒、缺氧对高原生活和演习拉练的危险艰苦，让毕淑敏一次次地体会到生命的脆弱无力，也不止一次地想到了自己的死亡，“在攀越壁立的冰坂时，我那么热切地渴望死亡。”“我想，我可以装作失足，痛快地滑向无底的深渊。没有一个人会发现我是有意的，因为在如此艰苦卓绝的军事活动中，死人的事的确经常发生。这样我就可以被追认为烈士，我的父母就不会因了我的死而受到牵累……”[2]14而亲历过死亡的思考则使毕淑敏有了比他人更为深刻透彻的思想和心理。毕淑敏曾形容自己当时虽然只有17岁，却和70岁的老人一样心境苍凉，每当眺望星空，想到自己必有一天会死亡，化作烟尘，便渐渐产生了一些念头，想把自己在高原11年所体验到的思想和感受传达给他人。“可以说，是昆仑那样的地方和环境造就了我创作的心理和精神结构，我对文学的基本认识、我的写作的核心的东西都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奠定了的，到现在也没有改变。”[3]

　　其后毕淑敏转业回北京，在北京铜厂历任主治医师、卫生所所长，继续从事医学并开始关注城市中人的生活。在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毕淑敏在上夜班空闲时写起了小说，之后又学习了文学硕士、心理学硕士博士课程，并开设了自己的心理诊所。医生、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又迫使她直面生命的真实、心理的真实，长期使用真实的眼光面对世界。这种真实观被毕淑敏引入了文学创作，并始终贯彻。“文学是不可以假的，即使故事是假的，情感也一定要真。”[4]49

　　毕淑敏对真实的追求在其创作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真实的思想内容，二是真切的心理情感。

　　二、至真的表现之一：真实的思想内容

　　真实是毕淑敏作品的独特魅力，她喜欢“亲自写作。写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真感受，对人生的真体验。”[2]42毕淑敏多从现实中提取素材，她的作品绝大多数是以真实的生活经历为依据的，“我属于不怎么会虚构的作家，我的经历为我的创作涂上了浓厚的背景。”[2]47她将自己在阿里11年的军旅生活、20年的从医经历、两年的心理咨询师所得以及日常的生活经历、思想经历整理加工，形成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文字。“在我的许多小说里，有我自己、我家人和我朋友的影子。”[2]20具体来说，真实的思想内容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书写真实的生活与生命。毕淑敏的散文和小说常写日常生活，这些文章在平凡细微中抒写着生活本真的美，凝聚着作者对现实的关怀与思考，从而使极不起眼的生活小事和极普通的人也能够展现出奇异的光彩。

　　在毕淑敏的文章中，涉及最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但毕淑敏却能点石成金，化平凡为神奇，通过对普通生活、细微小事的书写引起人们对生活的思考。《一厘米》讲述一位母亲在故意画低的身高线前险些失去儿子的信任的故事。这位母亲虽然算不上高尚但至少不是坏人，虽然她身上存在很多缺点，但她愿意做儿子最完美的榜样。孩子身高的“一厘米”竟鬼使神差地捉弄了她，使儿子对母亲的信任险些崩盘。这篇小说的原始素材是作者的儿子身高接近购票线时那种得意心情，小说中把母亲设置为经济困难的下岗女工。毕淑敏没有就原材料写一篇赞美孩子成长的散文，而是把心灵的砝码拨向母亲一边。因为社会影响和生存需要，母亲有可能会撒谎，但是母亲总是希望孩子比自己好，比自己有修养，这是母爱的高层次表现，是人类的基本人格力量，基于此写出了这篇小说。小说同样也向人们提出了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城市公共资源的管理应该公正、严格，大人的一些小的疏忽或不良举动可能造成污染孩子纯净心灵的严重后果。

　　艰苦的军旅生活，给毕淑敏的创作带来了军旅素材。毕淑敏把笔触更多地放在了纯洁善良的战友身上和具有温馨色彩的生活趣事上。《昆仑之吃》、《昆仑之喝》、《昆仑之眠》、《葵花之最》、《穿上白生生的羊绒衣》等作品，无不以生动活泼的笔调为读者勾画出苦中有乐的昆仑生活美好的一面，吃脱水菜、吃男兵慷慨奉送的香蕉罐头、喝看不见蛋花的汤、洗被褥、做衣服、看电影……各种生活细节都被作者一一写下，并赋予了一层晶莹剔透的诗意的美。

　　九死一生的昆仑军旅经历、20多年的从医生涯中对生死的亲历见证，使毕淑敏对生命有了特殊感悟，在对生活进行真实书写的同时，也融进了对生命的思考。毕淑敏的处女作《昆仑殇》写了一群在军事演习中葬送生命的年轻士兵。为天职牺牲生命本应是光荣而伟大的，但命令的荒诞却让这些年轻生命的价值无法闪光。“1号”首长在强烈的立功欲望蒙蔽下，不顾现代战争的特定方式和部队的实际承受能力，组织了一场荒谬的军事演习，致使许多战士的生命被强大的自然力量吞噬。虽然战士们的表现非常英勇无畏，但壮烈的背后却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大家都明白这次行动的荒谬性，“军人不惧怕牺牲，但不能据此漠视军人的生命”[4]，但是战士们却出于各种动机，在那个奇特的年代自觉地走向了死亡。毕淑敏用凝重冷峻的笔调呈现了美好生命被毁灭的过程，质疑了这项以许多年轻生命的丧失和无数躯体的严重受损为代价的拉练的正确性与必要性，引出了严肃、深刻而绵长的思索话题，引发人们对生命价值与尊严、荣誉、使命等关系的思考。

　　正视死亡是对生命的尊重，认识了死亡则能更为深刻地了解生命的意义。毕淑敏喜欢将人们领至死亡的现场，让人们通过了解死亡去理解生命的意蕴。“每个人都面临生与死，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去关注更广大的生命，帮助他们认识生与死。”[5]445通过多次采访、大量的笔记、躺在死过人的病床上的真实体验，毕淑敏写出了《预约死亡》。在这篇“新体验小说”中，毕淑敏客观地、冷静地讲述了临终关怀医院里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带领我们深入到临终者的世界去接近死亡、认识死亡、体验死亡。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毕淑敏对死亡、生命、人生的积极思考―死亡是生命的过程之一，生命是值得我们珍爱的;即使在生命的尽头，我们仍应该关注生命的品质，不可忽视其价值与尊严。

　　关注过死亡后，毕淑敏又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对吸毒这一普通人不熟知的现象进行了书写。吸毒者无论缘何吸毒，其毒瘾都是由于对不劳而获的伪幸福感的无法割舍，而这种错误的追求幸福的生活方式则会给人带来无法计量的灾难。于是毕淑敏集合20多年的从医经历和在戒毒医院的亲身体验，用《红处方》艺术地呈现了大量的戒毒知识，科学阐释了吸毒这一堕落行为的不可取，真诚地呼唤人们选择正确的追求幸福之路。《红处方》把对人的热情关怀，对危害人类生命、泯灭人的良知的毒品的憎恨，同科学冷静客观的叙述结合起来，尤其是对戒毒医院院长简方宁以自杀来抗争毒品对自己的控制、表达自己对幸福的不懈追求的悲剧命运的展示，更表现出毕淑敏对人生、价值、意义的深度思考和对真善美的深情呼唤。

　　其二，表达真切深刻的思想认知。毕淑敏的散文于朴实平淡中包含奇妙的思想，经常能够给人以心灵的碰撞，使人受到深刻的启迪。“光有情感体验我以为是不够的，或者说这体验里不仅包括了感觉的真谛，更需涵盖思想的真谛。”[5]211毕淑敏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人生哲理常于不慌不忙中娓娓道来，给人一种亲切真实的美感。

　　《婚姻鞋》智慧地为我们诠释了“婚姻”这一人生中重大课题的实质。婚姻像鞋，鞋子再华丽、再高贵，如果不合脚，便失去了保护脚的意义――婚姻的幸福与否，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因此毕淑敏告诫人们：“切莫只贪图鞋子的华贵而委屈了自己的脚。别人看到的是鞋，而自己感受到的是脚，脚比鞋重要，这是一条真理。”[6]205

　　《提醒幸福》从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出发，针对许多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现状，提醒人们：幸福就在自己身边。文章语言生动、形象、优美，充满哲理：“我们太多注重了自己警觉苦难，我们太忽视提醒幸福。”[2]602她告诉人们，真水无香，真爱无痕。实际的幸福是平常的、温馨的，而不是强烈的、震撼的。“幸福并不与财富地位声望婚姻同步，它只是你心灵的感觉。”[2]604这道出了幸福的真谛。在阴霾密布的日子里，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即使不如意也还是幸福的，“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说：我很幸福。因为我们还有健康的身体。当我们不再享有健康的时候，那些最勇敢的人可以依然微笑着说：我很幸福。因为我还有一颗健康的心。甚至当我们连心都不再存在的时候，那些人类最优秀的分子仍旧可以对宇宙大声说：我很幸福。因为我曾经生活过。”[2]604这就是毕淑敏的幸福宣言，这也是毕淑敏超越传统的睿智提醒，它宛如清新剂，在匆忙的人生中散发着清香，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享受幸福。

　　毕淑敏还常常借助生活中的某个平常现象去说明道理。“蚕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毕淑敏发现并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现象，向人们说明了人被金钱的丝所裹住的悲剧，“很多人在选择以钱为生命指标的时候，看到的是钱所带来的便利和荣耀的光环”，所以，有很多人终身困顿在他们自己的茧里。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当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们也许会恍然发觉，“世界只是一个茧，而自己未曾真正地生活过。”[6]174毕淑敏在看似朴实的文字中，清晰而透彻地体现出自己的思想，字里行间蕴含着学者的睿智与深刻和女性独有的真诚细腻，使人在迷惘的生活中获取一些心灵的启迪。

　　三、至真的表现之二：真切的心理情感

　　首先，把握深层真实的心理困惑。追求真实不局限于表象世界，毕淑敏更希望能够挖掘人的真实心理，希望能够深入人类的心理层面，更清醒、客观、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人的复杂性。于是她涉足心理学，学习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学硕士和博士课程，并成为了一名注册心理咨询师，拥有了自己的心理诊所，为许多心理方面有困惑的人进行了心理咨询。学习和实践使她对人的心理有了更加深刻而透彻的认识，因此写出了一系列关注人心理的散文《爱怕什么》、《养心的妙药》、《心灵游戏》、《心灵密码》等，以及长篇心理治疗小说《拯救乳房》、《女心理师》。

　　在《心灵游戏》、《心灵密码》等心理散文中，毕淑敏以一位作家的人文关怀、道德感和良知，以一名注册心理咨询师的专业心理分析，冷静而清醒地面对各种社会心理问题，从心理方面给人以规劝和指导，“像呵护水晶一样呵护人的心灵”[2]216。

　　小说《拯救乳房》则选取了乳腺癌患者这一弱势群体，关注这一比普通病患在心理上承受更多折磨的群体的心理状况。毕淑敏结合自己的心理学知识，让这些病人组成一个心理小组，通过相互之间的心灵沟通，使他们在小组中敞开了心扉，找回了健康的人生心态，从而能够勇敢地面对真实的自己和今后的生活。《拯救乳房》这部小说让人们感同身受地体验小说中乳腺癌患者的生理痛苦和心灵涅槃，同时将乳房这一女性象征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做了探讨，呼唤心理关怀的重要性，引领人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和人之为人的意义。

　　2003―2005年，毕淑敏开办了自己的心理诊所。但是由于要求咨询的人实在太多，毕淑敏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为这么多人进行心理治疗。于是毕淑敏关闭了心理诊所，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来，希望用文学的形式帮助更多的人探索自己内心的困惑。在《女心理师》中，毕淑敏依然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将大量的心理学知识融入故事和人物的对话中，同时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心理咨询师的曲折成长道路和人生经历。揭示了应当引起人们重视的一系列社会心理问题，破裂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婚姻、感情上的背叛问题，特定时代残留下的对人性的压抑、损害问题，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理治疗问题，等等。作者用冷静、客观的叙事话语，展现了现代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让人们在了解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同时，与小说中人物的心理和生活产生共鸣，从而进行自我分析和自我疗救。

　　其次，捕捉至真至善的情感瞬间。毕淑敏的真实不仅仅是体验和思想的真，同样也是情感的真。“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通过人与人交流，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温暖凝固，长留人间。”[5]521毕淑敏的“昆仑系列”处处滚动着挚切、热烈、奔涌的感情洪流，边防军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豪情，战士间真实、美好的战友之情。正是这些情感激荡着毕淑敏那颗善良而敏感的心，让她对昆仑山上的经历不吐不快，“假如我不告诉别人，我对不起冰雪下长卧不起的英魂。”[2]15

　　毕淑敏的散文喜用纤巧的笔墨勾勒凡人小事，在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发掘至真至善的人性美与人情美，以一腔真诚感动读者。《抱着你，我走过安西》写了作者父母的家庭生活和自己童年、少年的成长经历，饱含了自己对善良坚韧的母亲的赞美与感激之情：“我的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用自己的血脉锻造了我们，精神融化于我们的生命。为了使她快乐，她的子女愿意做任何事情。”[2]565展现了母女之间血肉相连的至深亲情。《教你生病》则体现了毕淑敏自己作为一个理智而成熟的母亲对儿子的真情。“比我高”的儿子生病了，做过医生的母亲为了让儿子“独自面对疾病”，在写明到医院看病的程序后，让儿子独自去看病。“儿子摇摇晃晃地走了。从他刚出门的那一分钟起，我就开始后悔。我想我一定是世上最狠心的母亲”，“时间艰涩地流动着，像沙漏坠入我忐忑不安的心房。两个小时过去了，儿子还没有回来。……心还是疼痛地收缩成一团”[2]507-509。为了锻炼儿子的独立生存能力，母亲内心独自承受着牵挂、自责、后悔、担忧、矛盾、痛苦等多重情感煎熬，这些细腻的心理描写，把深挚的母爱写得感人肺腑。

　　《灯下红》、《内部招标》、《今天我病啦》这些随笔，写的则是生活中夫妻之间的情感，平淡、朴实，但夫妻之间相濡以沫的深情却流溢在字里行间，令人感动。《灯下红》中，出版社为她出了书，却要求她自己买下一千本，先生听了，只淡淡说声，买吧。默默地拿出买空调的钱为她交了书款，从出版社提了书，搬运回家，又帮助她在灯下写呀写，包呀包，捆呀捆，把它们寄给同道好友。等到书送得差不多了，先生有一天突然说，“将来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书已全然派送完了，却忘了送给一个最重要的人”，原来灯下黑，眼前人最容易被忽略。“我立时肃然起来。抽出一本书，端端正正写了他的名字。双手递上书，说，现在，灯下红了。”[2]60-61文章到这里戛然而止，却余音不绝。

　　毕淑敏还运用了细节描写的方法，从而使散文中善良的普通人形象三言两语便鲜活地立于纸上。《看别人报纸》中那位专为我举着报纸的素不相识的老者，《带白蘑菇回家》中帮助我保存蘑菇的一个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背着药包上学堂》中好心的看门人，《女孩，请与我同行》中不为金钱所动的年轻出租车司机……毕淑敏以敏锐的感受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捕捉了在众多平凡的小人物身上所涵的朴素的人性美。朴素无华的语言中蕴含着真挚细腻的情感和美好崇善的心灵，使毕淑敏的文章有了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

　　四、至真的局限

　　毕淑敏的亲历性写作，使其小说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局限也是客观存在的。

　　第一，题材的限制。对自身经历的依赖抑制了毕淑敏的艺术想象力，局限了其创作题材，致使她的作品可以明显地按其人生经历分成几个区域：以在阿里当兵为素材，她写下了《昆仑殇》、《补天石》、《君子于役》、《阿里》等一批被称为“昆仑系列”的小说;从部队转业回北京，在工厂做医生的经历使她接触并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对不同人的命运与遭遇做了细致的观察与思考，因此写出了《送你一条红地毯》、《看家护院》、《女人之约》、《西红柿王》、《女工》等一系列以都市经济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和《生生不已》、《预约死亡》、《教授的戒指》、《红处方》等医生系列作品;而在北师大学习心理学硕士、博士课程，成为心理咨询师，更是为她的《拯救乳房》、《女心理师》和各种心理散文提供了素材。“我只敢写我大致经历过的事情，我只敢描述那些我确有把握的情景。这真是我的悲剧，它们像一块坚硬的石头，缀在我想象的翅膀上，使它无法飞翔。”[2]20热衷于对现实的描写和再现，缺乏文学的想象空间，致使毕淑敏的文章读起来总不会有太大的意外。

　　第二，故事的空白缺失。毕淑敏总是讲述完整甚至是毫无空白的故事，全面、平面、细致、琐碎地将故事的全部信息呈现给读者以求传达自己的思想。例如《红处方》将作者所了解的有关吸毒、戒毒、贩毒的各种知识，以及毕淑敏亲自在戒毒医院的所见所闻全部堆砌进小说，使得故事与故事之间过于紧凑，叙述过程显得较为拥挤，知识的堆积也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毕淑敏自己也认识到“我有时不大考虑怎么写的问题，只是想着把我感受最深的心灵颤动，告诉我的朋友。关键是‘告知’，至于怎样说得好一些，怎样就显得差了一些，情急之下，往往关照得不够。”[2]47

　　第三，思想的外露。毕淑敏的散文有时构思思路平直，语义直露，像一位母亲或老师，善意而且不厌其烦地规劝着人们：男人、女人、孩子，怎样生活，怎样对待压力，怎样战胜软弱，怎样对待婚姻，怎样对待亲人……《提醒幸福》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身在福中不知福，《爱怕什么》教人如何表达爱、守护爱，《我很重要》号召大家正视自己的价值、建立自信……在这些散文中，读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家的教化意向，而这种遵循传统伦理道德准则的叮咛，有时又有勉励人们接受的色彩。

　　总之，通过对毕淑敏创作真实观的解读，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毕淑敏文学创作的基本观念、表现及局限。鉴于毕淑敏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力，我们有理由在对其创作寄予厚望的同时，建构毕淑敏文学创作的观念谱系。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更为清晰地读解毕淑敏的创作，并期待在下一次“相遇”时获得意外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