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边城》创作始末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

　　沈从文小说《边城》创作始末

　　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沈从文,素有“乡土文学之父”的美誉。他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1930年以后完成了《边城》、《长河》等一系列中长篇小说,构造了他心中的“湘西世界”,逐渐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其代表作中篇小说《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写了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之间的曲折爱情,表现了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是作家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

　　那么,《边城》这部享誉中外的文学经典,究竟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呢?

　　1933年8月,在我东北三省被日军吞占、华北局势日趋恶化的形势下,教育界有关人士为了从小学生抓起,增强国人的爱国主义意识和抵抗忧患的能力,决定重新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沈从文被邀请为编选成员之一。于是,他辞去在青岛大学的教职,携未婚妻张兆和前往北京。

　　这年深秋,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水榭举行了婚礼,为他们长达3年多的苦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位于北京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寓所里,沐浴在新婚甜蜜中的沈从文工作之余,时刻不忘他钟爱的文学事业,很快就开始酝酿创作一部名为《边城》的小说。

　　当小说写至第三节时,沈从文突然收到一封家信,被告知母亲病重,渴望能再见他一面。于是,1934年1月7日沈从文坐火车南下,3天后在沅水流域最大的码头、俗称“湘西门户”的常德下了火车。

　　离别18载,常德的变化显而易见。当年“打倒军阀”的街头宣传语,已被提倡“新生活运动”的标语、禁烟的广告以及悬赏缉拿毛泽东、朱德的告示所取代,甚至连点缀都市文明的洋货也已大量输入。然而作家对此失望至极,他在当时写给爱妻的信中这样说:“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

　　1月12日,沈从文离开常德,乘坐小篷船从桃源溯流而上,一个星期后停靠在泸溪。走在这个小县镇上,近17年前的一段往事翩然浮上心头。

　　那是1917年7月,刚入伍的沈从文,随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乘船来到泸溪。夜宿时,因船太小,挤不下,作为补充兵的沈从文、赵开明等13人便从当地船户人家要来一大捆稻草,铺在泥堤上,又各自扎一只草枕,就这样在泥堤上露宿了5夜。这天,沈从文和好友赵开明在泸溪县城某街道上转悠时,一家绒线铺里有个名叫翠翠的漂亮女孩,令赵开明怦然心动,一见而不能忘。赵开明为了接近翠翠,便向沈从文借钱,先后3次去那家绒线铺购买系草鞋带子的白棉绒。他曾对同伴说:“将来我如果做了副官,一定要讨翠翠作老婆。”

　　沈从文下意识地走进当年的那条街道,寻找着当年那家绒线铺子。当时正有人来买棉线,沈从文便随那人推门而入。一个十多岁的女孩站在眼前,活脱脱一副十多年前的翠翠模样!沈从文惊诧不已,那女孩问道:“你要什么呀?”

　　听着这颇似当年翠翠的声音,沈从文连忙指着悬挂着的白绒线,说:“我要那个!”

　　女孩踏上一张小凳,伸手去取绒线。这时柜台内火盆上的茶壶传来水开的声音,小隔扇门后,还有人吸食鸦片烟的声音。一个男子沙哑的嗓音从隔门后飘来:“小翠,小翠,水开了,你怎么的?”随后,那男子便走出来了。

　　原来是赵开明!尽管他的头脑轮廓依稀可辨,但由于岁月的侵蚀特别是鸦片的毒害,30多岁的赵开明竟貌似老人一般。看看赵开明,再望望发辫上扎着一绺白绒线的小翠,沈从文一切都明白了,他断定当年的翠翠已经去世,而眼前这个女孩正是翠翠的独生女。

　　沈从文本想开口与赵开明相认,但见他那种安于现状的冷漠神情,沈从文只好住口,转身回到船上。这一夜他辗转难眠,对翠翠和赵开明的事想了很多很多,最终又联想到他刚起了个头的小说《边城》,便觉得创作思路更加清晰了。

　　1月23日,沈从文抵达凤凰,见到了久别的母亲。适逢邻县贵州铜仁正在打仗,地方军阀陈渠珍调集3000人马陈兵凤凰,随时准备投入厮杀。因多年来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等“左联”作家过从甚密,故他在家乡被认为与是“共党”有牵连者。为了免遭陈渠珍毒手,沈从文仅在老家住了3天,便不得不听从家人的劝告,告别了病重的母亲,匆匆北上。

　　返回北京后,沈从文一鼓作气,很快写出了《边城》,并被《国闻周报》1934年第11卷1~3期、10~16期连载。当年10月,《边城》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1943年9月,由开明书店出版改订本。此后,该小说先后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40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沈从文也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并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