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国庆手抄报花边

　　中国国庆节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纪念日10月1日。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迎国庆手抄报花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迎国庆手抄报篇一：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粮

　　北京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物价飞涨，北大的教授们没法生活下去。国民政府就向人们发美军的救济粮。可是，以朱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教授们宁可饿死也不去领救济粮。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回忆：“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5页)我对这件事特别感到亲切、悲愤。事隔十几年了，现在读到这几句话，当时情景还历历在目。

　　所谓“救济粮”是这么一回事：1948年7月间，当时国民政府政府的法币像大江东下一样，时时刻刻在贬值，买一包纸烟要几万块钱。教授的薪水月月在涨，但法币贬值更快，物价涨得更快，原来生活比较优越的教授们，此时也和广大人民一样难以生活下去。特别是家口众多的人，生活更为困难。国民政府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别是高等学校知识分子，他们更是对这种情况忍受不下去。于是便耍了一个手法，发了一种配购证，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也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积极扶助日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发出诬蔑和侮辱的叫嚣。一面是廉价收买，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国人民。我们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国民政府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

　　声明是这样的：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特此声明。(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也和往常一样，决定每人负责联系若干人，年纪大一点的教授多半是归我跑腿的。我拿着稿子去找朱自清先生。

　　当时，他的胃病已很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吃一点就要吐，且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许多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困难。但他一看完稿子，便立刻毫不迟疑地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了他的名字。于此，也应该交代一笔，1946年从昆明回到清华园以后，他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不再沉默了。他反对内战，讨厌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他曾在公开集会上朗诵解放区的诗歌，有时候还和学生们一起化装扭秧歌，弄得满头是汗。

　　在反对美国反对国民政府的一些宣言、通电、声明等等的斗争中，我总是找他。他一看见我，也就明白来意，“是签名的吧?”看了稿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我记忆所及，大概十次中有八九次他是签名的。也有不签的时候，原因是文字的火气大了一些。

　　这次，我也曾找了另外一些教授，都是平时比较熟的，或是住在附近的，大多数签了名，但也碰过钉子。有个教授只有三个孩子，但他的答复很干脆：“不!我还要活!”朱自清的胃病是饿出来的，家里人口多，要他养活。在昆明的后期，有人算过帐，我们这类人的薪水折合战前的银元仅约十几元钱。 朱自清对政治是关心的，但不大发表意见，可说是温文尔雅，没有火气。抗战时期，消息被国民政府封锁了，对于国民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消极抗战，对共产党却积极摩擦，大后方的人们是不清楚的。他认为只要抵抗，生活过得苦一些也应该，少发牢骚。昆明的许多政治活动，他虽然同情，但很少参加。到了国民政府暗杀了闻一多，他感到极大愤慨。回到北平以后，又看到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政府发动内战，大打特打，他的态度变了，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政府面前站起来了，除了很少几次的例外，他参加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了。有几件事值得提出，一件是他对编撰《闻一多全集》的努力，我在全集的跋文中曾指出：

　　佩弦先生是一多十几年来的老友和同事，为了这部书，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搜集遗文，编缀校正。拟定了目录……一句话，没有佩弦先生的努力，这集子是不可能编辑的。

　　在当时，编印闻一多全集这一举动，就是对国民政府的抗议和谴责。相反，和有些人相比，这些人曾经是一多的同班或者旧时同学，有二三十年的交谊，但在一多死后，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没有写一篇纪念的文字。另一件是他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举一个例子，有一回他系里的两个学生打架，一个是民主青年同盟的，一个是国民政府三青团的。打架的原因当然是政治性的，两人都到老师面前告状。自清先生怕民青这位同学吃亏，背地里劝他让一点。我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便写一封信提出意见，请他要考虑政治上谁对谁不对，大概措辞的口气尖锐了一些。第二天他就到我家里来了，非常认真严肃地说明他的用意，春秋责备贤者，他说了进步的学生几句，目的是为了保护他，免遭三青团的报复，同时，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事后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民青的同学，这个同学也很感动。他对国民政府特务统治的反对，虽然没有大声疾呼，却也可以从我亲身接触的一件事看出来。这时候，国民政府为了挽救濒于死亡的命运，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特务控制。为了抗议，我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明初的学校》，说的是明初，骂的是国民政府，送给学校刊物《清华学报》发表。学报的编辑有些是国民政府员，他们当然不肯发表，认为这不算学术性文章。我和自清先生谈起，他也是学报的编辑委员，写信给主编，极力主张发表，终于发表了这篇文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的变化。

　　由于他被胃病长期折磨，身体过度衰弱，但他也明白天快亮了，乌云就要过去了，好日子要来到了。他感到欣慰，在自己的书桌上玻璃板下，写了两句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是从唐人李商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套来翻案的。这两句诗十分贴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迎国庆手抄报篇二：郑成功的爱国事迹

　　北伐南京失败后，郑成功所部元气大伤，并且面临军粮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大军的后勤给养，郑成功决定前往台湾。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亲率将士二万五千、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荷兰于台湾拥有两大防御要塞，一为位于大员的热兰遮城(Fort Zeelandia，今台南市安平古堡)，二为位于台江内陆赤崁地方的普罗民遮城。四月初一(1661年4月30日)，郑军经由鹿耳门海道进入台江内海并于禾寮港(今台南市北区开元寺附近)登陆，意图先求取防御薄弱的普罗民遮城(Provinta，今台南赤崁楼)。随后郑军在台江海域与荷兰军舰展开海战，击沉荷军舰Hector号，取得台江内海控制权，并同时在北线尾地区击败荷兰陆军，以优势兵力包围普罗民遮城。不久，于四月五日(1661年5月4日)即迫使普罗民遮城守军出降。五月二日，郑成功改赤崁地方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以府为承天府，天兴县、万年县。

　　在取得普罗民遮城做为据点之后，郑军随即由海、陆两面围困热兰遮城。由于考虑到两万大军的粮饷调度不易，郑成功并没有做持久战的打算，一开始即对热兰遮城施压，试图胁迫荷兰军队投降。遭荷兰大员长官揆一(Frederik Coyett)拒绝其投降要求之后，郑成功一度下令强攻热兰遮城，却遭遇荷军极顽强抵抗，郑军损失惨重。由于强攻不下，加之大军粮食短缺，使得郑成功被迫改变策略，派出大部分的军队至南北各地屯田、征收钱粮，以解大军乏粮的燃眉之急，对热兰遮城改采长期包围的战略。

　　永历十五年(1661年)七月，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巴达维亚调遣的援军抵达大员，除了六百多名士兵、十一艘军舰以外，增援部队亦为热兰遮城带来大量补给品与火药。时郑成功的军力仍分散台湾各地实行任务，驻守于大员以及普罗民遮城市镇的军力预估不到三千，遂使荷兰军重新燃起反扑的希望。七月中旬，停泊于外海的荷兰援军遭遇强风侵袭，被迫离开大员海岸，前往澎湖躲避风雨;其中荷兰军舰Urck号不幸搁浅，船上人员皆遭郑军俘虏。此一变故，使郑军获得整备的暂机，待荷兰军舰于八月回到大员海域时，郑军虽未能调回多数兵力，却已然完成作战的准备。八月中旬，荷、郑两军于台江内海展开激烈海战，郑军大获全胜，击沉一艘荷兰军舰，并夺取船只数艘，自此荷军丧失主动出击的能力。

　　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德籍荷兰士官Hans Jeuriaen Rade叛逃，郑成功在其提供之情报的帮助下，炮轰击毁热兰遮城的乌特勒支碉堡，使热兰遮城之破终成定局。十二月八日(1662年1月28日)，荷兰大员长官揆一修书予郑成功，表示同意“和谈”。几经谈判，荷兰人终于永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1662年2月9日)向郑成功屈服，退出台湾。

　　郑成功下令屯垦台湾的范围，北达噶玛兰(宜兰)，南至琅峤(恒春)，后因大肚平埔族拍布拉(Papora)族大肚王与琅峤番人的反抗而减缓扩张;郑成功实际的统治区域大约是从二林(现彰化县二林镇)到茄藤(屏东县佳冬乡)的范围之间。

　　爱新觉罗·玄烨当上清朝皇帝后，黄梧向当权者鳌拜建议“平贼五策”，内容包括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廿里，断绝郑成功的经贸财源;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同时杀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流徙处，(一说斩于燕京柴市口，即今府学胡同西口，圆弧时期以来的刑场);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郑成功接连听闻噩耗，加上在台将士水土不服人心惶惶，其子郑经又在澎湖与乳母私通，使得郑成功内外交逼，于永历十六年五月(1662年6月23日)急病而亡，死前大喊：“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抓破脸面而死，年仅39岁。原葬台南近郊洲仔尾(今属永康市)。1699年迁葬南安祖墓。

　　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续经营台湾，改东都为东宁。依陈永华之议，移植明朝中央官制，仍奉已死的南明永历帝之正朔。后因降将施琅攻克澎湖岛，因此孙子郑克塽于1683年降清，为免台湾民众起反抗之心，郑氏在台诸坟悉数遭清王朝掘起迁葬内陆。

　　1684年4月，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版图，隶属福建省，设台湾府，辖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总计郑氏政权在台湾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而已，但是因为其特殊背景，因此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以及日本的史界均对此关注，提出各种不同的有趣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