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开放课口号
从波士顿市区前往麻省理工学院(MIT)，需要坐“出城”方向的红线地铁。在这个名为剑桥的小镇里，坐落着两所享誉世界的大学。
在剑桥镇，哈佛校园所特有的绛红色，具有凝结历史般的厚重感。与之相对应，麻省理工学院则是一片潦草地散落在查尔斯河畔的混搭式建筑。 MIT没有围墙，没有大门，所有的建筑都任人穿梭。很多外形粗笨的大楼有水泥灰色的外墙，或者被大块厚重的玻璃幕墙所包围。研究中心楼顶的烟囱飘出白烟或热气，甚至有弃用的铁道从校区穿过，让人觉得它简直就是一个大工厂。
也许麻省理工学院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像大学，但正是这里，走出了76位诺贝尔奖得主，他们或工作在这里，或从这里毕业。
左边拿锤，右边捧书，是铭刻在麻省理工学院校徽上的两个人物形象，而它的校训——“动脑，动手”更是用一句大实话诠释了这所大学务实、开放的一贯精神。
百老汇大街1号，这座外形如方盒子一般的银色大楼冷感十足，它位于麻省理工学院校区的东北一隅。10年前创办的“开放课程项目”一直在这里运作。该项目对外关系主任，同时也是现任全球开放课程共享联盟主席的斯蒂芬·卡森把三个厚重的白色文件夹从书柜里搬出来放到桌上，指着它们说，“这，就是当年顾问委员会的调研报告。”
2000年前后，世界上很多大学开始意识到远程教育必将成为一棵摇钱树。麻省理工学院时任校长查尔斯·韦斯特因应互联网带来的教育方式的变革，要求组成一个顾问委员会来回答两个问题：网络将如何改变教育？麻省理工学院该怎么办？
其时，麻省理工学院的很多教师已经开始私下里“耕作”远程教育这块“自留地”，他们期望着这个委员会的结论让他们的行为变得更加名正言顺。然而，由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教授海尔·艾贝尔森牵头、10名教师组成的这个委员会经过一个夏天的调研，最终在提出各种可能的选择方案之后，建议麻省理工学院不要利用互联网赚钱，而应当把最核心的教学资料——包括教学大纲、授课笔记、作业和考试题——全部“端到”互联网上，供全世界免费享用。
如今，顾问委员会的这份调研报告还存放在卡森搬出的那三个大文件夹里。它会不会成为人类教育史上一份历史性的文献？10年的时间，这些尚未泛黄的纸张似乎还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
在150年前建校之初，麻省理工学院开创了研究型大学的模式，引领了一场大学教育的革命。而10年前的这次惊人之举已经带动了全球的开放课程运动：自麻省理工学院2001年4月宣布将其2000多门课程全部搬上互联网，供全世界免费使用以来，全球已有200多所大学加入到教育资源共享的行列中来，他们建立起的“开放课程联盟”已经在互联网上免费提供了超过13000门课程的资料。
身处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虽然你可能没有机会走进麻省理工学院那不拘小节的校园；不能花每年41000美元的学费去拿一张它的文凭，但是只要你打开任何一台与互联网相连的电脑，你都能学习这所世界顶尖大学的任何一门课程，包括最受欢迎的哲学、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地球和大气科学、数学、核工程学、物理学、管理学……你不用花钱，甚至连注册都不用。
“大学的使命是分享知识，我们的项目正是为全世界的教育机构和个人提供帮助，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斯蒂芬·卡森说，“我们的宗旨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一脉相承”。
开放课程项目的口号是——“为知识开锁，让大脑给力(Unlock knowledge, empower mind)。”这听起来的确像是那百年校训的翻版。
11月29日，感恩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这个晴朗的初冬，斯蒂芬·卡森的办公室里飘溢着咖啡的浓香。一张宽大的展示台上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纪念品，包括一个金色的北京奥运纪念盘，上面镌刻着中文：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的时候，卡森开玩笑地说，他打算把这句口号用在他的开放课程项目上。
中国新闻周刊：开放课程项目的理念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斯蒂芬·卡森：本世纪之初，网络远程教育初步成型，已经有一些大学以盈利的模式对其进行开发。通过收费的远程教育，教育机构可以给学习者颁发类似于文凭、证书之类的认证。面对当时的情况，时任校长查尔斯·韦斯特建议组成的远程教育顾问委员会考虑到，传播知识是教育的首要使命，利用远程教育赚钱与之不相符。麻省理工学院是一所成功的大学，有优秀的教师、课程和教学条件，比如实验室、计算机系统等，这些条件应该利用远程教育的最新技术手段，服务于更广泛的人群，而不是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开放式地提供教学资料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使命相符合。
同时，开放课程概念在提出之初并不意味着不加限制的使用。为此，委员会提出，一切使用者都应该用于非商业性目的、传播教学资料应注明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等。在这些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开放课程可以说就成了“免费赠送”的代名词。
中国新闻周刊：开放课程项目构想之初，教师中有没有反对的声音？他们主要的担心是什么？
斯蒂芬·卡森：时任校长查尔斯·韦斯特力挺该项目。当时，委员会成员到每一个系去找教师征求意见。对于来自少数教师的不同意见，他们做了艰苦的说服工作。教师们有诸多方面的担心。比如，增加他们额外的工作量。他们相信，除了贡献自己的教学资料，甚至还有可能收到远程学习者的电子邮件，需要回复。有的教师认为，还是应该把学生吸引到教室里来，那才是正道。也有人抱怨，由于教学资料免费上网，就必须放弃知识产权，那么，自己编写的教科书的销售受到影响怎么办？还有人提出，是不是有人会利用免费的教学资料来办学、发证，大发横财？
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有两个：第一，我们采取自愿的原则征集公开课程的教学资料；第二，对这个浩大的工程，会采取小规模试验，逐步推进的方式。实际上，有很多教师对开放课程的概念感到兴奋，因而，第一年很容易地提供了50门课程，作为对开放课程这一概念的试验。试验的结果，让更多人对此产生了兴趣。随着规模的逐渐扩大，大多数的顾虑都消除了。直至2007年，我们终于开放了校内所有的课程。
中国新闻周刊：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原来担心的一些问题是否出现过？
斯蒂芬·卡森：的确，我们也会偶然发现一些非法使用开放课程资源的现象。令我吃惊的是，这些情况都是由课程的使用者向我们提供的。
比如，我收到过来自喀麦隆的一位学习者的电子邮件，他告诉我在喀麦隆，有人宣称和我们有合作关系，通过学习他们提供的收费课程，能够获得麻省理工学院授权的证书。在伊朗，有人向我们举报当地把开放课程的教学资料制作成DVD销售。我以为，我们庞大的使用者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这些对资源的非法使用现象，让我们能够及时地制止他们。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认为麻省理工学院不会把自己真正核心学科的课程公之于众，是这样吗？
斯蒂芬·卡森：经过10年时间，目前，开放课程项目的网页上提供了本校全部33个学科总共2000多个课程所有核心的教学资料。在这些课件中，视频资料所占比例很少，仅有34个。此外，我们每年都要对200门课程进行更新，其中对140门更新教学内容，另有60门课程是完全新加入的。因此，开放课程的总数是每年小量增加的。如果遇到同一门课程有相同或类似的授课内容，我们会和授课教师协商，根据他们的意愿和课程的特点，选择其中的一个在网络上公布。另一种情况是，不同的教师在讲授同一门课程时，教学内容和方式有较大的差别，我们也可能将资料一并发布。
除此之外，我们遍布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已经将800门课程的资料翻译成5种语言供各国使用者学习。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两个组织，他们是大陆的中国开放式教育资源共享协会(CORE)和台湾的志愿者组织OOPS。
中国新闻周刊：开放课程项目团队是如何组成和分工的？他们的日常工作内容有哪些？
斯蒂芬·卡森：我们的团队目前大约由20人组成。其中最主体的部分是出版部，这个部门的人数占整个团队的大多数。他们的职责就是去和教师交流，了解教师授课的情况，问他们是否有把自己的教学资料贡献出来的意愿。你知道，教师的日常工作是很忙的，他们愿意参与开放课程项目，但是可能没有时间去具体处理自己的教学资料。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得到教学资料之后，要进行加工整理。其后，还要交给负责处理版权问题的人，由他们逐一落实资料的授权发布问题，因为教学资料不仅来自于教师，有的图片、表格等还可能出自其他来源，这些都需要从原作者处逐一得到授权。出版部还有一组产品技术人员，他们负责把教学资料进行编码、处理图片、声频、视频录像等特殊的教学资料，并最终发布到网上。
除了非常繁忙的出版部之外，我们的战略发展部着眼于制定规划、对外联络，并有专人负责寻求赞助支持。一个精干的行政部门则负责对整个团队的管理和服务。
除此之外，我们在印度设立了唯一的一个海外制作中心，我们以外包的方式，请印度一家公司组成6人的团队，来帮助我们完成一部分教学资料的加工、出版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开放课程项目运作资金的情况如何？
斯蒂芬·卡森：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课程项目每年的资金预算大约为350万美元。学校自身承担一半，另一半则由社会捐赠资金来支持。目前捐赠资金主要来源于两个基金会提供的总共约2500万美元的捐款。此外，去年来自全球开放课程使用者的个人捐款总额达22万美元，相当于每个使用者贡献50美元。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寻找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比如，随着用户规模的扩大，我们开始在网页上为赞助者设置链接。总之，通过探索，寻求多种途径筹集资金，是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出路。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传播知识以外，开放课程项目是否有其他方面的价值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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