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论文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论文

　　内容论文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当代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向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挑战。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将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的因素纳入研究范畴，他们从动态角度或采用动态分析方法解释国际贸易的发展变化，使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虽然这一理论不像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那样具有公认的统一权威性，而是体现在不同经济学家的若干论述中，但其理论观点、分析方法以及对现实的解释，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 论文关键词：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外生变量，内生变量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从各国间劳动生产率差异或资源禀赋差异的角度，揭示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一国在现存资源和供求力量作用下的最优贸易模式，符合当时自由贸易发展的需要和趋势，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环境发生了变化，其种种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它忽略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忽视比较优势转化和潜在优势培育的静态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该理论的广泛性和适用性，使其无法对当代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向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新的理论视角对同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福利效果等进行阐述和分析，特别是从动态的角度或采用动态分析方法解释国际贸易的发展及其格局变化。他们放松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条件，考虑多种因素和多种变量，特别是加入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因素，住更宽的理论框架和更接近现实的条件下，探讨贸易的动态利益或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问题，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逐渐形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基本上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个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个则是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 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突破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把技术变动引入研究领域，认为技术进步是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它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的变量，认为技术是无法控制的，是意外偶得的产物，并将技术进步的内涵定义为来源于产品及装备水平的提高、工艺的改进等。这一理论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差异来说明国际贸易的流向、国际贸易格局以及发达工业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与贸易。

　　(一)动态比较成本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经济迅速崛起，激发了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一现象和发展进程的研究兴趣。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1955)从动态的、长期的观点出发，把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政府政策、各种可利用资源的引进、开放等因素综合到贸易理论中，从而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他认为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都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而生产要素变化的程度和速度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会有很大差异，由此引起一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发生变化。对后进国家来说，如果某些产业的产品在生产要素禀赋变化的基础上由比较劣势转化为比较优势，将极大地改变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从而获得动态的比较利益。因此，他强调一国应借助各种手段、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比较优势转换。其主要观点如下：(1)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比较优势或劣势是可以变化的，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源的丰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府的支持；(2)一国的国际贸易优势应与合理的产业结构保持一致；(3)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要借助国家的干预力量，政府应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为目的，扶植和促进国内重点产业的发展。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可以由劣势转化为优势，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该理论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为日本的“贸易立国”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雁行理论”与“雁行发展模式” “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简称“雁行理论”)最早由日本学者赤松要(Kaname Akamatsu)1932年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一文中提出。他在考察日本棉纺工业发展进程时发现，随着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的开放，西方棉纺织品大量涌入，促使近代技术和低工资成本相结合的日本纺织工业迅速成长，并经历了进口浪潮——国内工业形成——出口浪潮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推移进程在图形上酷似三只大雁依次展飞，由此赤松要认为，一国主导产业的发展要依次经历从发达国家进口新产品和新技术、建立和形成与先进国相同的本国产业、向国际市场出口三个阶段。这一理论阐释了国际贸易对后进国的影响，揭示了后进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模式以及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赤松要与其学生小岛清及其他学者进一步将“雁行理论”扩展于形容20世纪60-80年代东亚各国、各地区产业分工与梯度转移以及经济依次起飞的动态过程，并形象地称之为“雁行发展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该模式认为，按照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资金和技术积累的“四小龙”，可以积极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又将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因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和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中国，具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利用日本和“四小龙”产业结构转移的机会，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奋力追赶、努力在产业结构升级和比较优势转换的阶梯上攀升。由此，东亚国家按照“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的产业转移顺序，呈现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多层次赶超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