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讨论文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讨论文

摘要]围绕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基于CNKI（2008-2017年）十年样本文献进行文献量化分析。通过对样本文献的时间分布、引证文献、共引文献、关键词共现和其他分布情况进行分析，以梳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研究进展，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文献量化

　　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背景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蓬勃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新进展，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成为新的时代命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能否切实公平地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2016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政策的出台，实现了我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与保障等有法可依。随着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稳步推进，今后公共文化服务的重心将逐步转移到实现均衡发展上来。在此社会发展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及其均等化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数据来源及方法

　　笔者以CNKI为样本文献来源数据库，以“公共文化服务”并含“均等化”为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检索时间为2017年6月18日，共得到文献775篇。其中SCI、CSSCI及核心期刊文献总量共155篇，剔除报纸报道、硕博论文、无关论文后共得到关联性较高的样本文献106篇。利用知网计量可视化分析以及Citespace等方法绘制出样本文献的研究发展图谱，对其发表时间、引证文献、共引文献、关键词共现和其他分布情况进行分析，以梳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研究进展。

2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时间分布

　　通过绘制样本文献的发刊时间与发刊数量关系图，可从时间维度上直观看出学术界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的产出趋势。“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文献数量于2011年开始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2011年成为时间序列中的第一个关键节点；2015年对应研究文献数量达近年来峰值共28篇，并且年际间的文献增量出现小范围的波动，2015年之后又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2015年成为时间序列上的第二个关键节点.2008年以前，学术界围绕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几乎没有涉及到与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相关的研究。“十一五”规划是较早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国家级文件，随着政府加大对文化事业投入及一系列公共文化建设重点工程的开展，2008-2010年间，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研究初期集中于初步探索阶段，文献数量较低，范围涵盖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现状、影响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因素、政府职责以及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布局等主题。2010年后关于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随着我国重点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的落实，促使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初见成效，全国文化基建项目稳步推进，群众文化机构数量有所上升，服务内容更加丰富，信息化水平也快速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并伴随着“十二五”规划的颁布，掀起了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的热潮。2011-2015年间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发文量激增，占样本总量的68%，学术界开始更多关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路径选择，聚焦不同群体间、地区间的公共文化服务现状评价和服务水平差异比较，开始了因地制宜的均等化探索和学习。2015年后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研究产出开始下降，但研究逐步深入到服务模式、文化效应与价值实现等领域，也开始出现诸如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数字公共文化服务等新的研究方向。

3引证文献

　　引证文献是衡量学术文献影响力大小的重要因素，被引证的次数越多说明该文献学术影响力越大，越有价值。样本文献中引证最多也是出版较早的文献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罗尔斯《正义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这些学术著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及其路径选择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题就是主要的社会体制分配基本权利与义务和确定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1]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就是在确保社会成员文化权益基础上对文化服务这种利益进行分配，是实现分配正义的一种方式，是在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基础之上，确保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机会均等、结果大体相等。[2]机会均等意味着尽管全体公民要素禀赋有差异，但接近和享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机会和起点是公平的，平等主体间享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所得机会是相等的，即平均的正义。结果大体相等是考虑到全国各地发展情况、发展速度存在一定差距，要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地区无差异并不现实，需突出因地制宜的特点，根据各地区供给能力和公众需求，创新供给方式，实现按需供给的最佳状态，逐渐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陈立旭等学者认为因其具有非排他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决定了在推进均等化的过程中需明确政府的主导地位，确保志愿参与的社会组织、承担服务责任的服务机构能够抛开民族、地域、收入差距的偏见，让全体公民都能获得与当下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相适应的文化产品与服务。[3]均等化的关键在于确保最低标准的公平，实现结果的相对公平，即分配的正义。萨瓦斯对公私伙伴关系、公共服务民营化等内容的论述开辟了公共服务供给、政府再造的新路径。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必然结果。同处一个国家的社会各阶层、各类群体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服务条件、服务质量等的需求与期望纷繁各异，要实现服务的有效供给就必须确保对这些需求做出切实的回应。就我国现状而言，以政府为主导地位的供给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效率，但由于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公民需求必然存在着差异，这种方式无法实现完全与公众文化需求的良性对接，容易造成文化服务供需不匹配的局面，引发资源浪费等问题。因此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也可以考虑引入双元主体参与、三元主体合作、多元主体互动的供给方式。通过强化政府责任，完善公共文化投资体系，畅通需求表达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尽可能确保全体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实现。[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