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乐观的中介的论文

关于大学生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乐观的中介的论文

　　摘要 目的：调查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并探讨社会支持、乐观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社会支持、乐观和生命意义感量表对45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有61.8%的大学生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9.0%的大学生缺乏生命意义感；（2）乐观在朋友支持与生命意义感、他人支持与生命意义感间起完全中 []介作用，家庭支持对生命意义感具有直接预测作用；（3）乐观在他人支持与生命意义感间起调节作用。结论：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不容乐观，生命教育不仅要重视社会支持等环境因素，更应该从个体积极心理品质入手。

　　关键词 大学生 生命意义感 乐观 中介作用 调节作用

　　分类号 B849

　　1 问题提出

　　生命意义是指人们领会、理解自己生命的含义，并意识到自己活着的目标、任务或使命。生命意义感的确立关系到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诸多方面，不仅可以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希望感、积极情绪、心理健康等积极心理状态，还可以负向预测抑郁、自我认同危机和自杀意念等消极心理状态。

　　伴随生命意义研究的深入，生命意义来源的研究得到了青睐。虽然研究结果尚未统一，但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来说，关系始终是最重要的生命意义来源之一。良好的社会支持为生命意义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是影响生命意义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具有良好社会支持的个体会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适应状况、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较低的消极情感。但社会支持是如何影响生命意义的实证研究却极少，特别是其中的内在机制尚未揭示出来。

　　人格能够较好地预测生命意义，且在社会支持及生命意义之间发挥着驱动力的作用。乐观作为人格中重要的积极心理品质，被定义为个体在总体上对未来积极结果的期待，能帮助个体从危机中发现益处，保持和恢复个体对生命目的和价值的看法。一方面，当社会支持系统缺失时，个体倾向于消极地评价事情发展趋势与结果，形成负面认知图式，从而降低幸福感及生活满意度，甚至失去生命意义感，乐观在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之间可能发挥着中介作用。另一方面，高乐观者能够高度感知环境中的社会支持，对自身及将来形成正向积极的感知，产生高生命意义体验，乐观也可能调节着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问关系的强度大小。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拟考察社会支持、乐观和生命意义感三者的关系，试图探索其中的中介和调节效应。

　　2 研究方法

　　2.1被试

　　选取四川省3所高校大学一年级至三年级480名大学生参加测试，获得有效问卷458名，有效回收率95.42%。年龄范围18-23岁；男生258人，女生200人；农村275人，城镇183人；地震非灾区345人，地震灾区113人；理工科268人，文科145人，艺体45人；大一210人，大二159人，大三89人。

　　2.2研究工具

　　2.2.1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姜乾金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将“领导、亲戚、同事”改为“老师、亲戚、同学”。量表共12个条目，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他人支持三个分量表组成，每个分量表含4个条目，各项目采用7点计分法。社会支持总分由各量表的得分累计而成，分数越高，得到的总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2，量表效度较好：各项目在其所属维度的载荷介于0.51-0.81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整体拟合指标x2/df=3.42，NFI=0.93，TLI=0.92，CFI=0.95，IF1=0.95，RMSEA=0.07，符合模型拟合标准。

　　2.2.2乐观量表

　　采用美国Scheier和Carver（1994）编制《生活取向测验修订》。量表共6个条目，包括3个正向描述和3个负向描述，采用5点计分法。把负向描述的题目反向计分，然后所有题目相加求出总分。得分越高，表示越乐观。本研究中，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2，量表效度较好：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整体拟合指标x2/df=1.04（<5），NFI=0.94，TLI=0.99，CFI=0.99，IFI=0.99，RMSEA=0.01（<0.08），符合模型拟合标准。

　　2.2.3生命意义量表

　　采用王孟成、戴晓阳等人（2008）修订的《中文人生意义问卷》。量表共10个条目，由生命意义体验与生命意义追寻两个分量表组成，每个量表含5个条目，各项目采用7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越强。本研究中，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4，量表效度较好：各项目在其所属维度的载荷介于0.66-0.83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整体拟合指标x2/df=3.40，NFI=0.93，TLI=0.93，CFI=0.95，IFI=0.95，RMSEA=0.07，符合模型拟合标准。

　　2.3施测和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匿名作答，所有问卷当场回收。将所有数据录入后，运用spss16.0和Amos18.0进行统计分析。

　　3 研究结果

　　3.1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总体水平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均分为47.55，标准差为7.19。按照“得分在38分以下的个体表示具有低水平的生命意义，得分介于38分与51分之间的个体表示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得分在51分以上的个体表示其生活具有明确的意义”标准，本次调查显示，有29.3%的大学生具有明确的生活意义，有61.8%的大学生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9.0%的大学生缺乏生命意义感。

　　3.2社会支持、乐观与生命意义的相关分析

　　对研究中的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所示。由表1可知，本研究中社会支持及各维度、乐观、生命意义两两之间的相关均达到显著水平（p<0.001）。说明各变量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分析。 3.3乐观在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之间中介作用分析

　　如果自变量X通过影响变量M来影响Y，则称M为中介变量。本研究以社会支持中的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三个维度为自变量，以乐观为中介变量，以生命意义为因变量，建立完全中介的假设模型1。考察该模型的拟合程度，输出结果显示，家庭支持乐观这一路径关系的CR值小于1.96（p>0.05），故删除该路径关系，并对模型进行修正，得到修正模型2（见图1）。模型1和模型2的验证结果见表2所示。

　　一般情况下，RMSEA小于0.08，RFI等指标在0.90以上，所拟合的模型是个好模型。由表2可知，模型1的x2/df大于2，未达到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标准，故放弃。模型2所呈现的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表明可依据模型2的路径来对社会支持和乐观对生命意义的影响进行解释。其标准化路径图见图1。

　　根据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值分析，结果见表3所示。家庭支持对生命意义的直接效应量为0.13，乐观不起中介作用；乐观在朋友支持与生命意义间起中介作用，效应量为0.027；乐观在他人支持与生命意义间起中介作用，效应量为0.021。

　　3.4乐观在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间的调节作用分析

　　如果变量Y与变量X的关系是变量M的函数，称M为调节变量。为了考察乐观是否影响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的关系，根据温忠麟等人建议的方法，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对乐观在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之间的调节效应进行检查。（1）将研究中各变量取z值进行去中心化，从而避免共线性的问题；（2）以生命意义为因变量将各变量依次纳入回归方程中：第一步将自变量（各社会支持维度）纳入分析，第二步将乐观纳入回归方程，第三步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构成的调节项（社会支持×乐观）纳入回归方程中。考察两者的交互作用，如果该项的效应显著，则表明调节效应显著。结果见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以他人支持为自变量，他人支持×乐观为交互作用项时，交互作用项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这说明，乐观可以调节他人支持下的生命意义感，交互作用项可增加解释9.3%的变异。而以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为自变量时，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这说明，乐观不能调节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下的生命意义。

　　为进一步分析乐观在他人支持与生命意义间的具体调节作用，将乐观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被试界定为高乐观组，乐观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被试界定为低乐观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结果发现，在低乐观组中，他人支持不能显著预测生命意义，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09，（t=0.737，p=0.465>0.05）；而在高乐观组中，他人支持则能显著预测生命意义，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517，（t=5.166，p=0.000<0.001）。这说明，与低乐观的被试相比，高乐观的被试生命意义感更容易受到他人支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