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海德格尔视野中舍勒思想的形态及意义论文
海德格尔思想的创造力常令人惊叹，但若我们看得更细就会发现，这种创造力深深地植根于他对其他思想的强大的学习能力(本己居有、自行转化之能力)。在曾令海德格尔受益甚多的同代学者中，马克斯·舍勒占据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
在堪称“思想日记”的《黑皮笔记》中，海德格尔曾有这样的独白:“《存在与时间》乃是很不完善的这样一种尝试:尝试着进入到此在之时间性中去，以便去对那个自巴门尼德以来的存在问题进行重新发问。对于这本书所遭遇的异议，我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足够的敌人—这本书没有为我带来一个伟大的敌人。”海德格尔的意思是《存在与时间》的真正意图始终在遭遇误解，人们几乎从未真正读懂它。惟一的例外或许是舍勒。按弗林斯的报道，当《存在与时间》在1927年春季出版时，海德格尔立即就将此书寄赠给舍勒，后者随即着手展开研究并写下若干评注。晚年的海德格尔告诉弗林斯:“在那个时候，舍勒即使不是惟一，也是极少数认识到《存在与时间》价值的哲学家之一。”
一
1928年5月，正当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进行《以莱布尼茨为起点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这一讲座时，舍勒突然因心脏病发作于19日在法兰克福去世。两天之后，海德格尔打断了这一讲座的授课进程，在课堂上临时宣读了一篇名为《纪念马克斯·舍勒》的悼辞。
在这篇悼辞的开端处，海德格尔描述了舍勒之死带来的震惊与震憾:“马克斯·舍勒死了。刚从一种伟大的.、具有大幅度和多层次之规模的工作中出来的他，处在向终极和整体进行突进的一种新的起跑阶段中的他，正在一种新的、载有其甚多期盼的教学活动的开端处的他，死了。”紧接着，海德格尔给予舍勒思想以极高评价:“马克斯·舍勒—且完全不论其创造力的规模和特性—乃是今天德国最为强劲的哲学力量，不，他乃是今天欧洲甚至是在当前之哲学本身中最为强劲的哲学力量。”然而何以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其依据何在?
为此，海德格尔回顾了舍勒思想之形成所具有的那些机缘:舍勒的哲学开端受到了奥伊肯生命哲学的影响:此外，舍勒是从一种实证科学即生物学出发的:决定性的推动则来自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并且“舍勒清楚地看到了现象学的那些新的可能性。他并没有外在地接受和使用这些可能性，而是亲自本质性地促进了这些可能性并且立即就把它们带入了与哲学的那些中心问题的统一性之中:这首要地是通过他对伦理学的形式主义的批判而得到了证明。与柏格森的争辩对他而言也是重要的”。
二
舍勒的道路，哲学的一条道路，曾经如此闪现在海德格尔面前。然而，这究竟是怎样一条道路，或者说，对于海德格尔而言，舍勒的道路具有何种本质性的意义以至于能被称作“哲学的一条道路”( ein Wegder Philosophic)?
按此前的分析，舍勒这条本质性的道路是一条“哲学人类学”的道路，是在整体关联中对人之所是的追问。关于这一点，无论是舍勒自己的文本还是学者们的研究，都已使之得到较充分的揭示，故不是这里讨论的重点。我们在此将把重心放在对刚刚提出的那一问题的追问上，更确切地说，将是对这样一种问题的追问:舍勒的“哲学人类学”对于海德格尔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海德格尔究竟从中读出了何种深意，以至于他给予舍勒如此高的评价?
鉴于问题本身的幅度、深度以及复杂程度，为了使接下来的探讨进程变得更易把握，在此我要对上述问题预先做出一个简要回答:舍勒的“整体发问”是基于整体关联的对人之所是的发问。对于海德格尔而言，这切近于他所思考的“人与存在的关联问题”，而这种关联问题恰恰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问题”( Grundfrage)。并且，对于海德格尔而言，这一基础问题绝非仅仅是其本人思想的基础问题，更是西方思想本身从过去走向未来的那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性的“基础问题”。
三
德国哲学中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并非始于舍勒，但在海德格尔看来，惟有舍勒的“哲学人类学”才呈现出真正令人深思的东西。
《康德书》抄录了舍勒的一番话，它显然引起了海德格尔的共鸣:“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的时代一样，关于人有着如此大量而又如此多样的知识:也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的时代一样，关于人的知识会以一种如此强烈和如此迷人的方式表现出来:迄今为止，更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的时代这样，能够如此迅速和如此容易地提供出这一知识。但是，同样也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的时代这样，对人是什么的问题知道得如此之少:更没有任何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人竟然如此地成为问题。”江进一步地，以未曾明言的方式，海德格尔道出了舍勒的“哲学人类学”之规划的深远意义:这种哲学人类学把问题之追问推进到了这样一个境界:哲学的核心问题都从人这里而来，并不仅仅因为是人提出了这些问题，而是因为这些问题就其内在内容而言，都与人有着某种关联。所有核心的哲学问题都寓于人的本质存在中。
四
在对舍勒思想的“转化”工作中，海德格尔既看到了他所理解的舍勒思想的伟大之处，也指出了他所发见的舍勒思想的限度。1928年的马堡讲座为此提供了较充分的见证，可供我们对相应的“切近”问题和‘转化”工作做出具体而细致的考察。
在此讲座中，海德格尔指出: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主客体关系问题一再地被当作认识论的基础问题加以讨论，但都半途而废，因为此问题从未得到彻底深思。问题的重心不在于主体或客体，而应在关系/关联本身。海德格尔坦承《存在与时间》的一个准备性的主要任务即在于:“把这种‘关联’在其源始的本质中彻底地带到光亮中来，更确切地说，是在一种十分基础性的意图中这样做的”，这一意旨很快就被舍勒隐约地察觉了，但舍勒是“以别的途径和出于别的意图而抵达了近似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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