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口述自传高中读后感

胡适口述自传高中读后感

　　篇一：《胡适口述自传》读后感

　　之前读过不少名人的自传，了解了名人的一生。这本书却有所不同，是通过第三人的角度去诠释另一个人，读来别有一番滋味。书中最令我感兴趣的就是胡适先生的政治路途。

　　胡适先生的政治生涯开始于一次次的演讲，在演讲的期间，胡适先生几乎跑遍了美国，将安吉尔和杜威二人的“新和平主义”传播。经过各种学生组织的锻炼，熟练地掌握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会议流程，在今后组织国际性组织和国内组织加以应用，自成一套民主系统。

　　胡适先生一生主张“新和平主义”，所谓的“新和平主义”在我看来就是不抵抗主义或者是反战主义。最明显地体现在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上。日本在逼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胡适极力反对中国对日宣战。当然中国对日宣战的确是拿鸡蛋碰石头，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清政府的无能领导之中，结果甲午战争，清政府一败涂地，胡适先生算对了一次。在二战时期，胡适依然反对中国抗日，原因是中国的经历实力落后、武器硬件实力不够。但是，八年抗战，中国战胜了日本，这次胡适先生算错了一次。

　　其实无论是算对算错，都没有必然联系，根源在于胡适先生顽固的思想，一生执着地追求着安吉尔和杜威二人的“新和平主义”，这种主义就是反战，不抵抗。所以胡适对于战争都是持反对的态度，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印度的甘地“非暴力不抵抗”主义。其实这种思想存在局限性，尤其在世界大战期间，除了日不落的英国在维护自己的地位，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列强都在想办法扩大自己的版图，与这些国家谈判等于慢性认输，他们会贪婪地无限之地像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伸出罪恶的爪牙。在二战时，中国对日宣战是必然，此时的中国是资本主义政党主导，与社会主义政党合作，领导思路先进，兵器设备虽无法与日军匹敌，但完全是现代化军备。关键这一次是全民抗战，万众一心。所以，笔者对于胡适先生一贯追求“新和平主义”不敢苟同，胡适先生缺乏与时俱进的思辨性。

　　为何安吉尔和杜威两人会提出这种主张，原因在于第一，他二人都是白种人。

　　他们的文化传统白得像一条被单。他们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从欧洲白种人的文化传统出发的。第二，他二人都是西方扩张主义极盛时代、最富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上等公民。第三，他们是上述这个社会内的“开明分子”、“社会贤达”、高级知识分子，自命为有教无类的大学者、教育家。他们的人品都是极其善良的：奉行基督，反对战争，同情弱小，同情得像贾宝玉同情刘姥姥的孙子板儿一样。第四，他二人就同胡适之先生、张君劢先生一样，无拳无勇无钱，而又自命不凡，不甘寂寞，专门欢喜“谈政治”的“白面书生”。现在美国的费正清先生等等的社会贤达，还是属于这一类。而胡适先生的家庭背景也与其相似，家庭出生好，是个完全的白面书生，很容易受到文人政客思想的影响。

　　我读完后在想，如果当时中国群众跟随了胡适先生的“新和平主义”思想，不对日宣战，那后果又是什么，我现在打的是中文还是日文呢？

　　胡适先生生前一直主张要学会质疑，在疑处生疑。那为何他确不以此来要求自己呢？一生的思想都被安吉尔和杜威的“新和平主义”牵着鼻子走。所以，真理需要通过实践的检验，主义同样需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来看。中国之所以最后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除了硬件支持外，思想上的先进性决定了战争的胜利。胡适先生固然伟大，但不能称作是伟人。胡适先生虽参加过新文化运动，但并未给中国民主带来实质性的进程，我指的是民主解放的国民性。总的来说，胡适先生的思想有一定的先进性，但在中国不合适，思想一定要与实践结合，在实践中去检验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才行。

　　篇二：《胡适口述自传》读后感

　　对我而言，胡适曾经那么的遥远，感触不到任何声息；忽然间，他又那么近了，而又仿佛从未走远。就是这样陌生而又熟悉。

　　胡适先生喜欢别人称其为胡适之先生，不过对于“胡适”这个称谓也欣然接受。学术界关于胡适的各种论著汗牛充栋，我不敢对其评头论足，也不奢望添一笔浓墨重彩的论调，只是想记录一下自己读完胡适传记的一点感想。大抵是想说点什么，却又说不清楚，还是那种熟悉而陌生的感觉。

　　陌生是很正常的。我不是出生在书香门第，自然也接触不到太多关于胡适先生的书籍，即使是书香门第怕也不是很多。那时，大陆少有胡适先生学术的著作，虽然海外已经蔚然成风；那时，少有胡适先生的痕迹，虽然有人大呼北大应该有这位老校长的铜像，但沉默成了最好的拒绝。这样那样的因素学术思想由于裹挟了政治而变得难以名状。

　　然而，却又是如此的熟悉，你信么？你我都离胡适很近。有几句话，你一定听说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我们一定能够耳熟能详，但未必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胡适说的。“中国需要的是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这样的论调，在激情岁月远离的今天，又似乎有些现实的味道。这就是胡适先生，陌生而又熟悉。

　　贸然揣测一下年轻人读名人传记心理，恐怕只是单纯崇拜因素的人少，多是想吸取一些精华，以期自己能追随其脚步。我就是抱着这样功利的目的，经常“排查”哪个名人和我的起点相似。这样的心态往往对名人小时候的经历不是太感兴趣，因为时光不能倒流，不能效仿“砍樱桃树”壮举了。但是名人传记大抵都是从出生就写起的，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到青年勤学再到艰辛的中年以至功成名就，随便再推介一下自己的家乡。《胡适口述自传》也是这样的一个叙述的方式，而且更侧重的是其学术的总结评价，耐不住冷板凳的我自然读不进去，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唐德刚的注释成了传记更为精妙的部分，以至于有了“先看德刚，后看胡适”的言论。

　　去年，唐德刚先生故去，作为胡老夫子的关门弟子，他所有关于胡适的著作中没有粉饰老师为“圣人”，反而客观中肯，毫无隐晦之意，在今天漫天飞的传记里，怕是少有的极品了。唐德刚说胡适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但是又说其：“搞政治胡适后天不足，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这样的论断，胡适先生听了也许只是笑而不语，因为他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何惧这点小小的评论？

　　政治归于政治，学术归于学术，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象征。坦率的讲，胡适在30年前的中国曾是一个禁忌，而如今，胡适慢慢的又回来了，尘埃落定后的生活也许需要更多一点“循序渐进”的言论。对于“五四”不同的看法，不应该阻挡胡适先生其他成就的“树叶”。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改造（熊培云语）。

　　是该读一点“胡适”了，把陌生变得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