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只是和幸福的论文

关于命运只是和幸福的论文

　　1） 思想的欲望和相关性

　　当我们按照学术制度使用一些职业化的话语表述一些总也解决不了的哲学问题时，就好象是在做哲学，但这种情况就像这样一个笑话：有人问傻子为什么点火烧房，回答是"上次没点着"。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大量使用制度化话语是精明的，因为习惯性话语比较省心也比较容易为学术制度所接受，其学术成本可以最小化。在什么问题也没想清时就可以大谈存在、自我和超越，就像偷懒的小学生作文时随便就写上献爱心和亮丽风景线一样。

　　在反思（rethink）哲学时，与生活的相关性（relevance to life）是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如果某种哲学与生活问题失去相关性，那么就一定是缺乏意义的，因为既然某种观念是脱离生活的，它就可以是随便什么样的观念而无所谓，人们也就可以不经心地随便对待它甚至不理它。我曾经论证说，最大的问题未必是最重要的问题1。经典哲学就专门研究那些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因为大-----往往引起思想的欲望，但是毕竟太远。太远的问题缺乏与生活的实际相关性，因此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尽管仍然是值得思考的，就像纯数学的谜题）。人的存在是生活，生活的意义只能存在论地（ontologically）在于生活本身，而不可能在生活之外------假如在生活之外就恰恰意味着生活自身没有意义或者很不重要------这是非常中国式的领悟方式。因此只有切身性（to-be-with）的问题，也就是离生活很近的问题，才真正是非面对和思考不可的。

　　切身的世界虽然只不过是一个可能世界，但是因为切身，所以它比其它所有可能世界更加重要，切身世界里的事情比那些对所有可能世界为真的真理更加重要。一个事情是否重要表现为切谁的身，比如说，对于某个政府而言，99%的牛都没有疯牛病，那么牛肉是可以供应的，可是那1%给谁呢？对于个人而言，1%就可能是100%。个人事情虽然小，但对于他自己来说就特别大。当然，毫无疑问，哲学问题不会是琐碎问题，但也不能太大，大概应该是切身世界里的最大问题，因此它通常不会大到是"普遍必然"的程度（除非是一些特别的哲学问题如逻辑基础的哲学问题）。如果承认我们的切身世界的情况是形成和确定思想问题的根据，那么就会意识到我们原来顺着概念/语言的逻辑体系走得太远了，甚至会发现，原来的许多所谓哲学问题只不过是"语言自己在说话"，是概念体系的过分增生而生产出来的，与其说是对世界的概括还不如说是对语言技巧的表现。在缺乏对生活实践的相关性时，就不可能知道一个哲学提问（questioning）有助于解决什么问题(problem)，而显然我们不能设想哲学只是白白地提问。假如没听说过"本体"、"绝对"、"超越"等等，难道思维就不能进行？假如没有审问过"对象"、"事物"、"本质"等等，难道就不能生产知识？概念/语言的生产会对思想产生诱导，一个表现是，它会把没有的说成有的，或者说，它会"无事生非地"利用语言自身的表现力制造出一些不真实的问题，所以不真实，是说它们仅仅表达了语言自身的构造能力，而没有表达实际生活的难题。可以做一个比较：数学虽然也并不表达真实事物（数字1不是一个苹果的表达），但它表达了可计算的事物关系和问题；可是哲学概念在"计算"事物关系时并没有什么实际帮助，当哲学家谈论到先验自我、作为先验形式的时空、世界由各种事态组成，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因此增进了关于心灵、感觉和世界的知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表达了语言自己的问题。哲学在玩语言。不管是形而上学还是分析哲学，都只是玩语言的不同方式（修辞学的或逻辑的）。

　　2）彻底的哲学论证

　　叶秀山先生的提问"哲学还会有什么新问题？"确实是个迷人的问题2。我想补充说，我们在期望什么样的新问题？是顺着语言/概念体系去找问题，还是顺着生活/时代要求去找问题？不同的期望背后有着不同的方法论。

　　因此，如果要超越怀疑论，就必须放弃知识论的经典追求，即对某种纯粹的、普遍必然的知识/真理的追求。或者说，知识的问题不得不在知识论之外去理解，比如说，把知识问题理解为社会实践、政治、伦理、文化或经济问题。事实上，哲学思考方式的另一种可能性并非没有被设想，而是已经在中国哲学中表现出来--这里的思想比较完全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对异国请调感兴趣的文化比较或人类学研究，而是纯粹思想性的研究，正如Francois Jullien在说明"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时指出：既然要做哲学家而不是人类学家，就必须与一种能与希腊思想比美的思想进行交往，而中国哲学是唯一选择，因为中国哲学同样是原创性的、发达的又与西方模式完全不同

　　中国哲学的特性并不表现为某些标志为"中国的"教义或主义，例如儒家"仁义忠恕"之类的观念，因为这些观念在纯粹思想内容上并不是只能中国才有，西方思想中也能够找到类似的观念，这就像在中国思想中也可以找到类似西方知识论和逻辑分析的观念。因此，思想的特殊性并不在于关于某些事情的教义，而在于关于所有事情的方法论或思维方式。中国哲学的思维定位不是"知道"而是"闻道/得道"。西方式哲学的"知道"是要看事物本身，而中国要听圣人之言，也就是具有创造性的大智慧，这种智慧在知识论上未必表达了事物本身，但它在实践论上能够对付得了事物。可以说，中国哲学追求的是实践的大智慧而不是知识的大智慧。那种实践的大智慧能够使人得道，也就是在实践/生活上获得幸福和成功。至于如何得道，按照中国式的理解，当然要做到天人合一。所谓人谋天成，识时务，认形势，把握时运，这种"形势思维"是作为实践哲学的策略/博弈思维

　　在老子或孔子的政治哲学和生活哲学中，在兵法、中医、中国艺术、围棋等等中都表现出这种哲学思维。天人合一原则可以理解为（假如我的解释有道理的话）： 任意某人在做任意某事时的效果最大化方法是，必须考虑 到相关的各种事情的各种可能性和理解角度，即考虑到各 种事情有各种道，并且尽量找到能够与各种道的趋势和运 作重叠一致的做法，这样就能使人为的事情变得自然而然。 其中关键在于要求用开阔灵活的眼光理解各种事情有不同的道，并且力求发现各种道的一致点或协同方式以便发挥各种道的综合优势。不仅对自然存在，对他人，对身体，对心灵，对工具，对社会和生活，都是如此。因此，天人合一似乎更应该理解为诸道协调，化人为成自然，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与自然存在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