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起龙及其史论研究论文
明中叶以来,随着《史通》的渐次传布,一些学者相继对《史通》进行了校对、撮要、评论和注释,掀起《史通》整理和研究的热潮。在较多整理和研究《史通》的学者中,浦起龙所著《史通通释》是《史通》注释本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正如傅振伦先生所云:“注《史通》者,此最后出,用力又最勤,引据详明,世称博洽。”迄今学界对浦起龙及其《史通通释》尙缺乏深入的研究,对浦氏史论的研究更是无人问津。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探研。
一
浦起龙(1679—1762),字二田,江苏金匮(今无锡)人。晚年自号三山伧父或三山伧叟,学者称之为三伧先生。浦氏出生于金匮一个穷困的书香门第,史称:“公家甚贫,书甚富,口甚拙,手甚敏,待人甚厚而校书甚严,故于《左》、《史》、汉魏六朝、三唐宋明诸著作,旁及释典、道藏、天人律历、形势建革,上下古今,皆尝窥其端绪,而究其指归。”又称:“公自束发就傅而迄乎杖乡(案:指60岁)、杖国(案:指70岁)、杖朝(案:指80岁),伏处蓬茅而及乎服官羁旅,晦明风雨,无不载书以行,是迨好之、乐之,而不啻其性之也。”可见他虽出身贫穷,但家中藏书甚多。他不仅藏书,而且严于校书,乐于读书。他涉猎的书籍,遍及经史子集、佛经、道藏、天文地理,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博学之士。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考中举人。雍正八年(1730年)以二甲十六名的成绩考中进士,而此时他已是52岁。中第后曾选授扬州府学教授,因其丁父忧而未能赴任。后应云贵总督尹继善的邀请,去云南担任五华书院山长。三年后回乡,居家三年后任苏州紫阳书院教授。浦氏在苏州前后呆了六年,因被排挤,辞职回乡,此后一直赋闲在家,从事著述和讲学。史称:“公晚年声名达九重,历掌五华、紫阳书院,与巨公相过从,一时秀异之士咸出门下。”
浦氏勤于笔耕,先后著有《读杜心解》、《古文眉铨》、《三山老人不是集》、《酿蜜集》、《史通通释》等。后人评价其著述“莫不别开生面,发人所未发,又非炫异矜奇,而适得庐山真面。宜乎,书一出而上达宸聪,风行海内,即榕门(案:指曾任东阁大学士陈宏谋)、牧园(案:指曾任内阁大学士翁方钢)、复初(案:指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湖南督学吴大受)、归思(案:指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沈德潜)诸巨公,见之亦顿首至地曰:‘真不愧为读书人也’。”可见其人与著述影响之大。
二
浦氏的史学代表作为《史通通释》。他最早接触《史通》大约在乾隆初年。他自称:“先是己未(1739年)代匮苏郡校,坐春风亭,抽架上书,得《史通》,循览粗过,旋舍去。乙丑(1745年)归老,诸知旧来起居,伧父方手裒乱帙,咸笑以谓书生习气,老殢故纸犹昔耶?”可见其在归乡后,仍然致力于古书的整理。浦氏最初接触的所谓“春风亭本”,即为明大梁王惟俭《史通训故》本。该书是王惟俭在注释《文心雕龙》后,仿注《文心雕龙》的体例对《史通》进行校勘、注释的。浦氏称其“粪除诸评,世称佳本。然其蔽善匿,蒙焉何豁,讹焉何正,脱焉何贯,未见其能别彻也。”这里所说的“诸评”,应指成书于万历之季李维桢的《史通评释》、郭孔延续写的.《史通评释》等。四库馆臣评论李氏之书云:“维祯所评,不出明人游谈之习,无足置论。”认为郭孔延所释“较有引据,而所征故事,率不著其出典,亦颇有舛漏。”黄叔琳也称郭书“援引踳驳,枝蔓无益,又疏于考订,每多讹误。”浦氏认为王惟俭的《史通训故》能够摒除李、郭两书之弊,然却匿其所善,很难达到解惑、正讹、补阙之目的。他指出:“刘氏世职史,而文沿齐、梁,距今又千年,所进退群册,已太半亡阙;所建立标指,又苦骈枝长语,迷瞀主客。此其可以履豨故智塞事乎?”认为刘知幾《史通》文字沿用齐梁的骈文形式,所依据各书已大半亡佚,所建立的史书编纂准则,因其繁复冗长的表述形式而使人迷惑。为其注释必须做到“蹑亡阙之蹤,导骈枝之窾,而逆之以中据之封畛,以求无蔽。”为此,他先后参考了王惟俭《史通训故》、李维桢、郭孔延的《史通评释》,博采旁搜,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撰成《史通通释》初稿。次年得北平黄叔琳《史通训诂补》,互证若干条,又经多次修改,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梓行。
《史通通释》首先对《史通》进行校勘正讹的工作。蔡焯敦指出:“是书之失在字者,盖亦多也。”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讹文,比如“乌孙”而讹为“乌孤”,“文王”而讹为“文丁”等。二是倒文,如“文省”而曰“省文”,“朔方”而曰“方朔”,“武宣”而曰“宣武”等。三是脱文,如“昭后略”漏“昭”字,“言学者”漏“言”字,“楚、汉列国”漏“国”字等。四是衍文,如“名班祚土”,“班”下衍“爵”字,“以其类逆”,“逆”下衍“者”字等。大约文字之失有二百二十多处,浦氏一一予以订正。在订正文字之失时,“其刊去者仍注见之,不没旧本。”此外浦氏还纠正了《史通》中的错简、倒句等现象。但需要注意的是,浦氏在校雠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主观臆断,肆意改窜史书原文的现象。
其次采用释、按、证释、证按、夹释、杂按等六种形式对《史通》进行注释。所谓“释”,即“析节而疏其义”也。如《史通·二体》云:“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於斯备矣。……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浦氏释云:“已上总为二体标出原委大意。言自得左、马分创,史家千古宗之。”指出《史通》以《左传》、《史记》分别为编年体和纪传体之祖,史书体例,至此基本完备。后世荀悦《汉纪》、张璠《后汉纪》是仿效《左传》编年体的,班固《汉书》、华峤《汉后书》是仿效《史记》纪传体的。《左传》和《史记》均为后世史家所宗仰。
所谓“按”,亦即“释”也。“既释以辨之,复按以会之。”“按”语往往放在《史通》正文章节后。如《史通·六家》评论《史记》记事:“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採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认为《史记》记家国之政,叙君臣一时之事,则分散在纪、传、书、表各篇之中。造成“胡、越相悬”、“参、商是隔”,加之其叙事“多聚旧记,时採杂言”,造成语言的繁复。浦氏对此按曰:“此章乃是著述家深识利病之言。闻人通患,率在夸多,代远文庞,荒诞滋炽。……《史通》盖为《通史》、《科录》芜编纷出,滥觞实由司马,故重诫之。其别家于班,正复为此。评者不察,认是诋諆迁史,误矣。”认为此节批评《史记》纪传体通史体例的缺失,意在警醒后来史家在撰写纪传体通史著作时,在力求克服纪传体史书自身存在的弊病的同时,要防止像吴均等所撰《通史》、元晖雅所撰《科录》那样“芜编纷出”,力求言语精炼,行文简洁。
和此前王本、黄本一样,浦氏把训释的重点放在“证释”即“取证古书,用释今义”上。以《史通通释》“直书篇”为例,在正文之后一方面交待文中用语的出处,如“直如弦四句”注明“《乐府集》郭茂倩注云:《后汉书·五行志》,顺帝之末京都童谣。”另一方面则引用史书的材料注明诸如“董狐”、“书崔弑”、“述汉非”、“崔浩犯讳”、“渭曲见屈”、“云台取伤”等人物或事件的详情。
浦氏《史通通释》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注释本之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引据详明,足称该洽。”杨明照也称其“征事数典,颇称详赡”。但其中难免出现漏释、释错、释而不详等问题。如《史通·曲笔篇》云:“昔秦人不死,验符生之后诬; 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浦氏注曰“不详”。又云:“按:《困学纪闻》云: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武侯事迹湮没多矣。然则蜀老事,王氏亦未有所考也。”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指出:浦氏“定为无考,而不知秦人事出《洛阳伽蓝记》,蜀老事出《魏书·毛修之传》。”因此后来有陈汉章作《史通补释》,杨明照作《史通通释补》以弥补其缺漏,订正其错误。
浦氏还著有读书札记《酿蜜集》。“其间经谊史裁,天文地理、兵阵算术暨字学、诗学之属,凡诸繁赜,靡不赅备。”被学者称为“有用之书”。该书的命名,实也反映浦氏治学之勤笃。正如陈开骥所云:“先生之为学,犹蜂之于华,撷菁英,去糟粕,酝酿既深厚,然后吐而为蜜,其勤笃如此。”
总而言之,浦起龙在读史和注释《史通》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史学评论。虽然其中有些史论缺乏新意,但由于评论的角度与前人有所不同,因此仍能给后人不少的启迪。其中关于刘知幾和《史通》的评论,则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为《史通》的研究起着“导乎先路”的作用。但浦氏史论中也不乏武断和偏颇之处,这是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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