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体育文化发展的论文

　　1中国女性体育文化发展模式的历史演变

　　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着包括性别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决定着女性的社会存在状态，也促进了中国女性体育文化发展模式的历史演变。中国女性体育文化是随着女性意识的萌芽产生的，并伴随着女性存在状态的变化而发展，不断衍生出新的女性体育文化发展模式，主要经历了“自然发展”“精英引导”“政府主导”3个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市场在中国女性体育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越来越明显，“市场驱动”模式必将是中国女性体育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和终极目标。

　　1．1“自然发展”模式:女性体育文化发展的“无组织”状态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由于种种社会的、历史的原因，对自然的依赖和对男权的依赖是中国女性的存在状态，这时的中国女性体育文化处于无组织的、自然发展的状态。在原始社会，人类还没有从大自然中独立出来，生产力十分低下，以族群为单位居住在一起共同抵御自然灾难和动物的袭击，女性的个体意识因群体的需要被压抑。“从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进入文明时代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社会转型，那种以采集渔猎和简单农耕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支配它们的以万物有灵意识和交感巫术为基础的神秘、直觉思维，以及积淀在神话表象世界中的种种禁忌或集体意象，构成了原始社会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显著特色，并由此形成了原始体育的种种特征。如同孕育在原始文化混沌母体中的多胞胎儿，原始体育与原始人的生产劳动、教育、军事、祭祀、保健等活动相伴孕育，尚未分娩，具有十分原始的形态和特征。”［6］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主宰，男性的审美、意识、好恶成为男性统治者制定文化制度与措施的风向标，中国自周朝建立封建宗法制度，“男尊女卑”思想初立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一整套男权本位的文化体系，“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成为普世的社会意识形态，女性的主体意识受到更大的压制。但是，在受压抑和受压制的过程中，女性征服自然的能力已经不断增强，女性的社会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女性个体意识逐渐开始萌芽，女性参与体育文化生活的范围不断扩大，可以参与秋千、棋类、风筝、郊游、武术、女性蹴鞠等体育活动。在这一时期，女性的个体意识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女性个体融于群体，服务于群体和男性的需要;同时，由于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有限，群体又融于自然之中，女性个体、群体(男权)、自然三者处于混沌未分状态。女性体育文化只能在受压抑和压制中自发地、无组织地、无序地“自然发展”。

　　1．2“精英引导”模式:女性体育文化发展的“他组织”状态近现代西方文化复兴运动和中国洋务运动的兴起，商品经济的意识逐渐侵蚀着中国自然经济的肌体，以争取家庭劳动与社会劳动等价、女性权利与男性权利同值为目标的“女权运动”使女性的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女性个体已经开始凸显出来并逐渐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个体、群体和自然已经处于半分化状态，女性的社会生存状态开始从“物的依赖”转变。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批女性领袖，如秋瑾、葛健豪、唐群英、丁佩兰、吴木兰、王昌国、尹锐志、沈佩贞、徐宗汉等，她们创办了很多期刊杂志，提倡兴办女学，女性文化获得了飞速发展。同时，中国的先进男性(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为了改造国民性，重塑国民形象，丢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发动了一场女性体育解放的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女性体育文化的发展。在女性参与体育活动和体育生活方面，最具特色的有3个方面:1)女学的兴办，创办了许多女子学校，在大学设立女子席位，使女性有了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获得了同等参与学校体育运动的权力。1)女性兴武，女性创办了许多以兴武为主要内容的女子武术团体，如吴木兰是1911年初成立的中华民国女子同盟会的会长，女子同盟会下组织了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唐群英与张汉英在上海共同筹建“女子北伐队”等。3)女性走上竞技赛场，上海女学生李森于1936年参加了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开创了中国女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先河。这是一个女性精英辈出的时期，也注定是一个精英引导中国女性体育文化的时代。女性体育文化处于精英的“他组织”状态，就整个社会阶层的女性群体而言，还处于怀疑、观望甚至排斥的状态，女性精英们的崛起受到了传统男权的维护者女性守旧势力的强烈压制。此时，女性文化、女性体育、女性体育文化更多地表现为精英的个性表达。无疑，这是一种女性精英本位的体育文化。

　　1．3政府主导模式:女性体育文化发展的“有组织”状态新中国成立后，颁布了许多有利于女性解放和女性体育运动发展的政策措施，女性越来越多地获得了平等参政、平等受教育、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平等参与体育文化活动的权利。这种依靠政府的力量获得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解放，必然是权力本位的，个体、群体和自然处于由半分化到融合过渡的状态。从10世纪50年代起中国体育形成的“举国体制”的体育发展模式，就是对这种权力本位的最好诠释。自1949年团中央专门建立了军事体育部主管文化体育工作，直到后来的文化体育部，再到后来的国家文化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他们作为体育运动和体育文化的管理部门统管与体育文化有关的各项工作(包括女性体育文化)，它们把指令、措施、拨款逐级下达到各省市地主管体育文化的相关部门。“为国家练体育”“为国争光”的文化观念成为人们的共识，政府主导和组织女性体育文化活动作用日益明显，政府是女性体育文化建设的承办者、管理者和组织者。这种“管办一体”的体育文化管理体制，无疑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体育文化管理的主要模式。这一时期的女性体育文化发展呈现出两个特点:1)女性竞技体育飞速发展，以1957年11月中国跳高运动员郑凤荣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为标志，这是中国首破世界田径纪录，中国女性从此走上了世界竞技体育的舞台。1)女性竞技体育文化、女性大众体育文化、民族女性体育文化等的发展极不平衡。此时，女性体育文化以竞技体育文化为核心，国家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女性竞技体育活动和文化设施的建设，促进了女性竞技体育文化的发展。女性大众体育文化、民族女性体育文化等的发展却极为缓慢。从“人的依赖”所产生的女性“男权本位”，到“物的依赖”所产生的女性“精英本位”和女性“权力本位”，“与母体的分离带来的不仅是成长的欢欣，亦伴随着孤独的忧伤、异化的苦痛”［7］。

　　1．4市场驱动模式:女性体育文化发展的“自组织”状态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8］近代社会，女性体育文化的发展见证了女性追求个性、维护女权的历程;现代社会，中国女性体育文化的发展孕育了女性为国争光、女性解放的土壤。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不断加深，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女性体育文化与中国女性体育文化相互撞击、融合、发展，使女性在开放的世界语境中又一次获得了解放。女性的'竞争意识、市场意识、主体意识、效率意识等进一步得到加强，中国女性向个性自由又前进了一步。市场逐渐成为女性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资源配置、活动调节、受众消费、大众传播等各种要素的基础平台，对女性体育文化的发展起着导向、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等方面的作用，女性体育文化正逐渐地按照相互默契的市场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自动地形成一个有序结构，女性竞技体育、女性大众体育、女性运动保健、女性全民健身等将得到均衡发展，满足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必将成为一种现实，这种“体”的依赖所产生的是自由本位，女性个体、群体和自然达到高度的融合，“个体来自于群体，又复归于群体;人类来自于自然，又复归于自然。当然这种复归不是回到原点，而是在新的起点上的融合”［7］。由市场驱动的女性体育文化的“自组织”发展模式必将演变为女性体育文化的高度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