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刑法必须具有明确性，人们能够依法律的明确规定行事，预测评价自己的行为，论罪刑法定与类推适用论文。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受刑罚处罚应以行为时法为依据和标准，即无法无罪，无法无罚。
类推制度是指没有明确规定的犯罪行为，但足以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援用同他有类似性质的事项的法律进行定罪量刑，是一种非常程序的法的创制，“诸断罪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是刑法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矛盾。刑法的保护机能要求罪刑法定，使人们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的法律后果，以便平衡自己的行为，从而更好地保障公民的人身权与其他权利，而刑法的保障机能则要求类推，由于犯罪现象千差万别，千变万化，层出不穷，再加上成文法自身的局限性任一刑法典都不可能名罗一切可能发生的犯罪现象，“法有限，而情无穷”为维护统治阶级预期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则需借助类推制度，最大限度地遏制犯罪，维护社会的稳定。
在我国刑法中保护人民与打击敌人是有机统一的，这也体现了保障机能与保护功能的统一，“刑法并不是管理全社会所有的行为，而只受理那些由国家立法者之考虑所认为犯罪而应受处罚的行为，人们日常之事，只要未犯刑法所规定之罪，并不涉及刑法之任何问题。”可见刑法最大特点是运用刑罚的手段来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他是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最后防线，只有在不得已情况下才动用刑罚，刑罚并不是万能的，因此将刑法作为调整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律手段，由类推祢补法律规定之不足是不足取的。
1、从本质上看，类推制度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不允许类推制度的存在，任何一国的刑法只要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就不可能同时规定类推制度。凡规定类推制度，就不可能实行罪刑法定。我国类推制度虽有严格法律程序上的限制，但仍是一种法外制裁，缺乏明确性，同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定罪处罚以事先规定的法律为依据是矛盾的，“罪刑法定原则以保障公民个人自由和限制国家的刑罚权的行使为价值基础和基本目标，体现了民主的思想和法治的精神，法学论文《论罪刑法定与类推适用论文》。”法律的目的不是限制和废除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是在他所受的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任一人任何意志的支配，而可以自由遵循自己的意志。”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长，封建意识传统在社会成员中的影响还很深。这种意识思考问题的重心是国家利益，而对公民个人权利则重视不够，在国家与社会面前，个人总是显得微不足道，国家可以为了自身需要而让公民牺牲个人利益，只要是为了维护国家，社会利益的需要，公民个人利益即使受损害，也被作为正常的现象，同时由于人们对犯罪普遍存在憎恨心理，而对公民人权的保护则关心不够，对于由西方引进的罪刑法定主义的意义也理解不够，根据传统思维，只要一个人的行为确实存在严重社会危害性，就应受到严厉的惩罚，以保护社会利益，在这个前提下，国家的所做都被认为是正当的，可接受的，至于这种惩罚是否按法定的程序，是否在法律中有名文加以规定，是否确实与行为危害程度相适应似乎什么都不重要，对于司法机关擅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危害行为的现象在心理上尚能接受甚至名正言顺，认为是总比死抠法条而让事实上的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追究为好，至于放任这种法外司法的现象能给社会带来的什么样的负作用则很少有人关心，思考过。因此，废除类推制度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个人权利，个人自由意识，全面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2、类推制度不利于实行法治。加强社会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同志法制思想的精髓。从立法权和司法权关系看，类推制度违背了立法权和司法权分立的原则，而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立是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是保证司法机关公正执法，依法定罪量刑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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