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语言教学论文

　　导语：通过对逻辑的不同表征方式，中西方语言文字分别对各自的哲学话语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促成中国与西方哲学话语的形态差异。下面是小编为你准备的中西语言哲学论文，一起来看看吧！

　　近百年来，中国教育界居然没有教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难道如此泱泱大国就没有一个人才吗？西化是百年语文教学低效的根源吗？近几十年的语文教育是“误尽苍生”吗？对此，我们不能不深深地反思，反思，再反思。下面就谈谈我对中西语言教学的几点拙见。

一、语言本身的差异

　　中外语文研究的传统差异很大。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欧洲语文学重点研究语法和语言，因为希腊语和罗马语的屈折变化使得阅读典籍的困难主要集中在语法的形态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读音变化。中国语文不存在这一问题，作为孤立语的汉语很少有形态变化，阅读典籍的困难主要集中在语义方面，也即字义。比如，出于阅读先秦典籍的需要，学者们专注汉字形体、古代语音和意义的分析，形成了统称“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语文学。所以，中国的语文学不但发源于训诂学，而且始终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由于中外语文在传统研究对象上的差异以及现代中外语言学发展的不平衡，中国的汉语教学呈现形而上的“语文性”，而西方的母语教学则更符合语言存在（本体）的“语言性”。

二、教育理念的差异

　　语言是民族精神的一面镜子，语言教学对此必然会有所反射。作为18世纪启蒙主义的一种延伸，新人文主义在教学上采取了“形式训练”的立场，而形式训练说是由笛卡儿等哲学家的唯理论，特别是康德批判主义的认识论与论理学所构成的。（乔姆斯基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使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唯理语法复活了。”）这些唯理主义与批判主义将素材与思维感觉与悟性、感性与理性二元化地区别对立起来，提出了思维和理性的“形式”，用以区别认识与行为的“实质”。形式训练的本质表现于以语言为中介，实现概念的大量扩充规则的精确思考、客观逻辑的快速作用。总之形式训练，就是以语言形式训练为依托的悟性能力与理性能力的形式训练。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出现何处与之反动的学说，西文这种传统语言哲学思想的内核一直绵延不断地反映在语言学研究和语言教学之中，并通过语言提高了民族的认识水平，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国语言教学的语文学或经学传统及倾向有利于学生国学基础的建立，这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语言观上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要求也有相通之处。然而中国语文教学容易忽视形式语言符号的使用和认识，并对中国学生的科学思维造成相当大的限制，不利于学生将来创立“发现模式”。形式语言符号使用和认识的缺陷甚至使得中国学术界很多人读不懂学术论文，更谈不上听觉接受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以及语言相对论说明了这一点。中西认识科学以及认识语言学不平衡的发展水平表明，中国语言学界普遍欠缺的逻辑语言的掌握和使用能力，已经影响和制约了中国在自然语言的计算机理解和识别方面的研究。

　　中国的哲学思想则“以令人吃惊的固执态度拒绝诉诸语言与文字”①，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重感悟，重人生与人文精神，对形式语言符号没有任何要求，因为“内圣外王”之道乃“道可道，非常道”之道。而诉诸高度符号化，逻辑化和严密形式论证的西方哲学转向语言分析则是一种必然现象。中西哲学家思想的不同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自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通俗一点说，中国影视界的“大刀长矛”取向和西方影视界的“坚船利炮”取向其实是令人十分震撼的对照，可我们中间又有几人能够真正理性地意识到这一点呢？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物竞天择”，没有“呀片战争”，我们又有什么需要改革呢？

　　当西方的教育理念日臻完善，教育的车轮进行着良性循环的时候，中国的教育界就如“盲人摸象”。一百年来，我们缺乏的正是对语文教学规律的研究——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严肃细致的研究！一百年来，我们缺乏的正是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当别国教育思想涌入我国的时候，我们是不加选择的全盘接受，好象忘了我国也曾经拥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从来没有哪个理论家结合中国国情创立自己的完整的教育学说，好像在外国殖民的铁蹄下，连文化都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古时候，孔子创立了那么先进的教育思想，到了近代却成了束缚中国教育发展的“罪论”，被很多“有志之士”所鄙弃。到底是老祖宗的文化不好，还是做子孙的僵化怠惰？我看后人要负绝大部分责任。历史本来就应该向前推进，为什么我们要老掏老祖宗的兜呢？用几千年前的教育思想来教育几千年后的人，用几千年前的思想来治理几千年后的国家，那能不落后吗？从来没人想过打破传统，创立自己的新学说，担负起语文教育继往开来的使命。即使有人发表自己的主张，也都是些皮毛肤浅的东西，没有带来语文教学的深刻变革。虽有那么几次改革的实践，因为没有切准病脉，改革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可见，中国教育理念的断层，是中国语文教学落后的一个因素。

三、盲目学习西方，成了“邯郸学步”

　　近百年来，在外国的坚船利炮下，国门大开。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教育的落后是中国落后的根源，遂提倡办西学，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的先进教育。这在当时确实是一大进步。并且培养了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成了中国各界的精英。为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吹进了一股新风。但后来的学习西方教育，未免不加选择，成了“邯郸学步”。吸收了一些不适合中国语文发展的教学内容，抛弃了传统语文教学的精华。主要出现了下面些问题。

　　（1）偏了语言学，忽视了文学教育

　　有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自建国以来，语言学界和语言学家对语文教育的干预远远超过文学界和文学家的干预。中小学语文教育基本是语言学理论一统天下，或者更直接地说，现代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基本理论，是奠定在语言学理论的根基上的，而这个理论又是19世纪的静态的语言学理论！

　　重视字、词、句、段的理解、分析，重视语法知识的讲解，忽视了文学教育的熏陶。其实，文学之于语文教育的作用，功莫大焉。可以说，一切语言（言语）教学，离了“文学化”的教学方法，简直寸步难行。高超的语文教育的艺术，完全是借助于文学的；基本的语文教育艺术，同样是离不开文学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最能体现语言价值和语言真谛的，是文学；最能负载语言价值和语言真谛的，还是文学。一句“苍黄的天底下，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这是语言学的，还是文学的？谁也未必划得清。

　　（2）偏了白话，轻视文言

　　鲁迅、郭沫若一代人曾大反文言，叶圣陶先生似乎也不大赞成学文言，毛泽东也反对。或者干脆说，自五四后，一直到本世纪80年代，学文言一直受到整个社会主潮的阻扼。少学或不学文言，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因此，尤其建国后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或极少，或干脆没有。文言是有落后于时代的一面，但我们把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当作垃圾一样全盘抛弃，是否让中国语文教学失去了它的根基。

　　文言中有糟粕，但更有精华这无需多说；文言与白话，是母子关系，根叶关系，这也无需多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自建国以来，大陆的整体语言表达水平，有日益下降的趋势，传媒及文化人的语言表达失去典雅与古风，变得“浅白化”，“粗俗化”，这实际就是整个社会轻视文言、文言教育的血脉被切断的恶果！

　　殊不知，鲁迅、毛泽东等人的文学才华大多来自古文化，鲁迅自小熟读古典名著及野史，毛泽东模仿“韩愈体”学写文章，毛泽东的诗词写得好，也是对古文化的继承。为什么我们这代人不能象鲁迅、毛泽东等人知识渊博、才思敏捷？关键在于缺少了古文化这个深厚的底蕴！就拿台湾作家琼瑶来说，她的创作灵感、语言文字功底大多来自古文化的积淀。如她的《在水一方》等歌词直接取自《诗经》。我们大陆作家虽然也才思敏捷，但文言底子未免肤浅。所以，解放后再也没有出现象鲁迅、郭沫若这样多才多艺的文学大家。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语文教育的失败！

　　（3）偏了析理，忽视了吟诵

　　“吟诵的时候……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为读者自己的东西，这是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叶圣陶）背诵，对语汇材料的积累，对整体文句的感性的积累，所起的作用比抽象的“理”解，所起的作用更大。背诵，是化别人的语言为自己的血肉。那文句，那意境，萦绕心头，如发于心，如出于之口。愈积累愈丰富，愈丰富愈自然贯通，逐渐就积淀成一种语感了。

　　“现在国文教学，在内容与理法的研究方面比以前注意得多了，可是，学生吟诵的功夫太少，多数学生只是看看而已。这是偏向了一面，丢开了一面。”叶老先生这段话，是针对40年代的情况说的，40年代之后的情况怎么样呢？熟悉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现状的人知道，这种重分析，重理解，轻吟悟，轻背诵的状况，愈演愈烈，至今仍无大的改观。甚至有专家急呼：“很多老师都把语文讲‘肿’了。”当然，我并不反对“理法”的分析，不主张从一个极端到另一方极端。我是说吟悟这种中国传统的颇为有效的语文教育方法，与来自西方的所谓理法的分析相比，在成效上绝不比它差，甚至有时远超过它。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民族教育的优良的东西，不能轻易抛弃。但对现在完全抛弃语法知识教学，我认为又是矫枉过正。语文教学纯感悟，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规律的探寻，未必太飘忽，太主观，不好把握，不好传授。如：作文教学，修改病句。总不能光从语感来判断，还是要从语法角度分析，才有根据，学生才好接受。

　　（4）求同太多，存异太少

　　由于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封建保守的教育，压制了人的个性，使中国人越来越胆小怕势，思维也是因循守旧。这与西方教育的张扬个性，发展智力形成鲜明对比，这也不能不说是我国教育落后的一个根源。主要表现在：

　　a、重写实，轻写虚

　　所谓写实，指说明、描写、叙述；写虚，指抒情、议论、想象（刘锡庆）写实是指向交际实用的，写虚是指向精神创造的。

　　我们的语文教育，一直只重视学生写实的能力，而轻视写虚能力的培养。其实，在一定年龄阶段，写虚的能力要重于写实的能力。写虚，实际是一个人创造能力、想象才华，抒发独到见解能力的集中展现。写实体现的只是摹仿记录、复述能力。写实是按部就班，丁是丁，卯是卯，不敢越雷池一步。写虚，则是充分舒张自我的意志和自我胆魄，用神奇、大胆的想象，构筑一个奇特瑰丽的精神世界。一个只会写实的人，是较为平庸的`，而一个写虚能力超众的人，才是一个杰出的人。                                                                 而我们的语文教育，包括大的语文教育环境，从孩子很小的时候起，就阻止他们写虚能力的发展，按照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心态，写虚似乎与怪诞、呓语、胡说八道、胡思乱想、胡编乱造划等号；而写实，才是实事求是，规规矩矩，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因而我们的孩子，在他们写虚的能力还没有充分展开的时候，就被大人们扼杀了。所以，我们的学生不敢张扬个性，总是有从众心理，而少创见。

　　众所周知，欧美各国是强调个性教育的。例如英国的作文教学从表达自己思想发展到文艺批评与欣赏，都强调把怎样才能掌握自我表达、培养个性作为主要目的，即使是东方的日本，个性发展在国语教学中也毫不放松。

　　b、求统一，轻多元

　　我们中国语文教育中有太多的统一。

　　教学大纲统一，全国一纲统天下；教材统一，全国教材统编。

　　选文眼光统一，文章的阐释也是全国统一，不允许哪个教师和学生，对课文作出独立的自由见解。我们有大体统一的《孔乙己》观——批判科举制度，大体统一的《雷雨观》——揭露资本家的残酷、反动、虚伪，大体统一的《项链》观——批判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如此等等。从选文到衡文，使得我们语文教材的“精神空间”极为窘仄，偏狭，缺乏应有的雍容大度，自由的“精神气度”。

　　考试模式和试题统一，试题路子如出一辙。

　　甚至学生写出的文章也象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千人一面，老生常谈。缺乏外国孩子的率性、幻想、奇思、天真、浪漫，孩子们过早地成熟、老成，过早地包裹起了真实自由的“自我”和“个性”。这也是我们的语文教育，从教材到教法，从形式到内容都过于严整一律，“精神气度”逼仄和窘迫所导致。

　　今天本是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是一个展示个性的时代，是一个允许大胆创新和探索的时代，是一个自由、民主、多元的时代。对西方多元教学，多元考试制度，我们应学习，再搞统一指挥不是落后于时代了吗？我们祖宗的“百家争鸣”的精神不是应该重现风采吗？这才是教育开放、民主、多元的教学。这才是适合天才成长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