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阿米蒂奇与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转向论文

　　在世界范围内，历史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追求自我更新的步伐。在现实政治环境、学科内部发展以及学科交叉作用等多种因素影响下，许多“转向”应运而生，它们不只停留于口号，而发生在历史学各分支领域实践中，带动一批新研究的出现，使史学变得更为多元和丰富。其中，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化转向”( the cultural turn)和“语言转向”( the linguisticturn)堪称其中最具影响、最被热议者。①而就在最近20年，一股“全球史”的浪潮又在哨然掀起，它试图打破以往史学中民族国家和特定地域的叙述界限，在空间上重新塑造历史学的眼光，其影响之大，亦有形成“转向”之势。

　　当然，近几十年来的“转向”多以“非替代性”为特点，着眼于对既往研究的整合与重构，并不会让历史学一夜变天、重起炉灶。但是“转向”之所以能成为“转向”，也在于它大体上会在历史学各个分支领域(或称“次领域”)内同时发生，而形成集合态势;若只是限于某个次领域内的新观点，尚不足以成为“转向”。②思想史作为历史学中较为特殊的一个次领域，③也深受以往各“转向”影响，而在史学的“语言转向”中则是最早投入的生力军。④ 近年来，欧美一些思想史家也在从事语汇、观念、文本、思潮等跨国家、跨地区流动甚至是“全球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响应“全球转向”。然而，迄今为止还很少有学者能像大卫.阿米蒂奇( David Armitage)一样提出鲜明的思想史“国际转向”( the international turn)的主张，对这种趋势本一阿米蒂奇其人与“国际转向”的提出。

　　大卫·阿米蒂奇现为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劳伊德·布兰克费恩(Lloyd C. Blankfein)讲座教授。他出生在英国，1992年在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之后曾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米蒂奇勤于笔耕，著述丰赡，他己出版的著作包括《‘英帝国”的观念溯源》等五种，③目前正在撰写《内战:观念中的历史》( Civil Thar : A History in Ideas)。而他主编的各类著作则有11种之多。④此外，他还是诸种系列丛书的主编与编辑，其中就包括由他在剑桥的老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创立、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思想史研究丛书“语境中的思想”。

　　阿米蒂奇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以南的斯托克波特镇。他的父亲是英国海军工程师，常年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服役，童年与父亲的交谈激起了他对大西洋和太平洋历史的浓厚兴趣，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但他并非一开始就研究思想史或国际史。阿米蒂奇刚进剑桥时，学习的专业是英语文学，直到博士阶段，在研究弥尔顿《夫乐园》时才开始对思想史产生兴趣，而后他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两年，在埃略特(J. H. Elliott)教授引导下，选择近代早期英国思想史作为研究方向。幸运的是，他得到斯金纳的帮助，回到剑桥后转到历史系，并最终完成一篇有关‘筷帝国”思想的博士论文。

　　博士毕业后，阿米蒂奇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十余年(1993-2004)，在此期间他继续英国思想史研究。按其所述，当时北美的“英国史学”正面临着危机和转向，学者大多不满足于在既有论题中固二为什么思想史研究需要“国际转向”? 如果我们追溯‘嗯想史”这种史学叙述的产生过程，那么在一开始“国家”并不成为问题。在16,17世纪，欧洲较早一批叙述“历史上的思想”的学者，都基于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其自觉问题也是普世的。①在早期，这一眼光可能是一种延续己久的基督教普世主义所致。而到了18,19世纪，启蒙运动及其后的几代学者有意识地以超越国家和民族框架的方式对观念进行思考，他们论述的前提，往往就是观念乃人所共通，不分种族、阶层、性别、年龄等。这种普世的取向被阿米蒂奇称作是“非国家的”但在最近的一个多世纪，尤其在所谓“非西方”世界的学者中间，由于政治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国族化的思想史书写相当常见。如果仅仅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叙述思想史，那么对后者的普世性并不会构成太大挑战。

　　但问题在于，这些研究“非西方”的学者仍然需要使用西方概念(比如各种“主义”)来对本土思想进行描述。这种“本地的”思想史研究中始终贯穿着张力，既一方面要在西方概念的框架中对本地思想进行定位，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强调本地思想的特殊性。 “本地的”思想史反过来又会强化民族国家的界限，当学者们建立起一套本民族的思想历史谱系后，它很容易固化，形成斯金纳所说的一套“神话”( mythology)，仿佛这些观念本来就如此存在。③这样，非西方的思想史在将西方概念普遍化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营造着“特殊”的普遍概念，扩充原概念的内涵，甚至使后者看起来像是“分化”成了许多不同的概念，加剧了思想史的地区割裂性和碎片化。

　　以笔者较为熟悉的“人文主义”( humanism)概念为例，这一概念在世界各地区的传播，使学者们(西方和非西方的)都倾向于以其为工具研究各民族思想，比如论述中国传统或儒家的人文主义在20世纪大行其道。现有思想史辞典在解释“人文主义”时，往往需要把世界各文明、各地区的“人文主义”都包容进来，而各种“人文主义”之间又颇有差异，形成碎片化的景况。④“碎片化”和“多元化”不同，前者是“固化”的产物，它强行用“人文主义”之类西方概念描述各地本土思想，不但会频繁衍生出新的概念内涵，还可能抹煞本土思想原有的丰富性和活力。⑤

　　其实，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叙述思想史，其方法本身并无谬误。特定民族国家往往与特定语言相关，尤其对于那些由长期延续、稳定发展的文明转型而来的民族国家(如中国)而言，语言及其产生的一整套文化，正是思想产生和演变的土壤，也是其独特性的来源“后殖民”思想家法侬(Fra-ntz Fanon)的著名说法是:“说一种语言，就是在承担一个世界，一种文化。”⑥从整体来看，这都可以都归结为思想产生的“语境”。按照凯利(Donald Kelley)的研究，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一直都存在着“内在理路”和“外部环三阿米蒂奇的“国际转向”与‘全球思想史”之前景作为斯金纳的学生和“语境中的思想”丛书主编，阿米蒂奇对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取向非常熟悉。而且，作为“国际转向”的倡导者，他主张一种更为灵活、更为宽泛的“语境”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