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命名与现代性追问的反差:兼论现代化的取论文

　　论文关键词：现代化“命名”现代性取向

　论文摘要：现代化是基于科技文明的实现过程而提出来的，但其中所包含的前提追问和由此所带来的问题是随着现代化的过程而逐步展示和生成出来。正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才有现代性意义的赋予和现代性意蕴的生成。本文就拟从生成性思维来反思现代化“命名”与现代性追问的内在关联和反差，提出现代化问题的取向清晰的前提是现代性意识的“觉醒”和现代性意蕴的深度追问，那就是民族自主的生存与生活方式的自觉建构。

　　一、现代化的“命名”与现代性旨趣的内在关联

　　现代化一词指一种历史的发展过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是世界范围内以工业化为发端的、以一个个民族国家为载体的整个社会的变革。

　　在传统的现代化建构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比如“那种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现代化就是反传统的思维方式。还有那种认为现在有一种普遍的东西，有一种文明的主流，中国只要靠上去、融入进去就行了的看法，其实不是放弃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的特殊性，而是放弃了对这种特殊性内在的普遍性因素和普遍性价值的信心和肯定”。这原因在于我们放弃了必要的前提性追问即“我们要做什么人”的问题，以及民族文化存在的合理性问题。

　　亨廷顿(SPHuntington)在其《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社会动荡、政治动乱频发的原因，不在于其社会政治的落后，而在于其想摆脱落后实现现代化的企图，对照已现代化的国家，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则引起不稳定。

　　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似乎给予我们一种整体性发展的印象，但在此基础之上的深度追问却被我们放弃，“我们却不愿意进一。步去想它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自我认识、自我界定、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中，把未来的挑战和传统的重新解释结合起来”。所以只是用一种不加任何现实问题关照的名称，去定义现实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带来一种静态的观念把握和毫无实质意义生成的静止取向。必然看不到“现代西方解决危机与延续传统的努力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就有必要去关注现代性的旨趣，因为现代性问题的生成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也反映在现代西方国家对自身历史与价值追求的统一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恰恰回应了民族国家和现实世界对真正的现代性旨趣的追寻即“文化政治”。

　　在社会转型和变迁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是在特定时空中展开自身的问题，也就决定了自身规律的生成。所以套用任何所谓的“主义”或者模式，都不足以解决自身的问题。再加之“整个世界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各种现成的‘主义’本来就多半跟不上形势”。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科学、技术、经济与信息，但我们却似乎缺少解决“什么是好生活”的真正知识。因此，分析现代化的“命名”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模式或者范型，也就是说这只是“可选择的项目而不是无可选择的事实”。这其中更包含近代以来我们民族所面对的问题的传统接续与未来生成的思想难题。“思想的难题虽然不是在实践中直接威胁人们生活的各种现实危险，但却是生活所‘不能承受之轻’，因为思想的可能性蕴涵着一切潜在的创造，也就蕴涵着一切危险”。结合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反映出现代化的“命名”本身缺少意义生成的生活世界的观照。而结合现代性意蕴的本真，不难发现意义的生成是寻找各种可能的展开和呈现的过程，正基于此民族国家的知识界才有意识觉醒的可能。

　　二、现代化“命名”的指向及其问题

　　现代化“命名”所带来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误以为有某种可以预期的结局或者既定的可以完成的目标，必然带来现代化取向与现代化本身的反差。现代化目的本身指向是基于民族国家发展，那么追问现代化的指向或意义，就是追问什么是任何可能的民族国家发展所追求的发展效果。把民族国家的发展效果看作追问的主题，我们就会得出现代化的目标不可能是某种结局，而只能是民族国家发展的某种效果。现代化的意义不是由我们随便谁来规定的，我们谁也没有这样的权利，现代性的追问就是现代化自身的意义生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分析现代化的“命名”，如果从利益与代价的关系的角度，我们获得了现代化所带来的利益，但是必然以一定的的代价作为条件，基于这一点，我们说现代化的过程必然没有意义生成的可能，而如果我们从幸福与意义关系的角度来看，就没有所谓利益与代价的悖论，因为“幸福却不是用代价去换来的，而永远是一种加倍收获的行为，即所做的事情本来就是乐意做的事情，而这种事情又往往产生出额外收获”。所以，现代化的取向不应是单纯利益的获得，更应该是幸福的建构或者生成。这也昭示了生活世界是现代性追问的自然源头，“由此，哲学的基本问题才和整体发生了关系，并获得了整合和终极的特征”。

　　在民族国家选择现代化的过程中，似乎在一种已经定型化的框架内展开，这可能会导致离开现代化的命名就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合理性。我们的活动、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对于展开现代化进程的民族国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民族国家获得现代性的代价，是只知道现代化的标准而不知道自己，这会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事，“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本末倒置”。因此，我们也就不难得出，“现代化‘命名’问题最大的紧张和焦虑并不是经济和技术发展问题，而是价值认同问题。如果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和对自己生活现象的解释都落实不到自己的生活世界，而只能从别人那里获得解释的框架，就说明我们还没有能力从价值层面上维持和组织好我们的.生活世界，使其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的话，回不到传统，甚至这个十年和哪个十年都接不上，也就不足为奇”。伴随着现代化历程的展开，现代人很快发现，“社会在一步步走向现代化、文明化，但现代人的‘生存根基’也同时被连根拔起，逐渐陷入了由文化相对性和价值虚无所导致的‘生存迷茫’之中，无方向感地漂泊着”。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个体的生活历史和主体间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生活世界，并在其整体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就足够了”。所以，现代性意义的生成和现代化问题的彰显是一致的。这也就反映在我们民族和国家在追问现代化问题中，“自身的文化通过自我理解所取得的各种成就，其实还结合在生活世界的整个视界有着相同结构的解释系统中”。

　　反思现代化的“命名”必须和反思文明本身结合在一起。虽然文明本身是一个存在论事实。但是文明的选择涉及人们生活的价值、意义问题，也就是说，文明的具体状况的健康与否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者反映人们生活是否有价值、意义的问题。这也就说明，“既然文明的存在是生活意义的存在论前提，因此，文明的生死对生活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我们从文化自身的延续和发展的过程来思考，文明必然是一种生命流变的外在过程和追求超越的内在过程的统一，也就是说，文明因为追求超越与自身的过程性而呈现出一种“生命”存在。所以，就不能从外部的价值标准去权衡文明的状况，我们应该而且只能从文明的自身存在的本真去理解。那就是，文明不能单纯从“好／坏”的外在的指标衡量，这是因为“好／坏”往往是由文明白身定义的。因而更应该从生命标准即“健康／病态”来理解文明。因为，“这种分析方法具有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立场的优势，因此明显优于西方的‘进步／落后’的分析框架，显然，‘进步／落后’是以现代意识形态为根据的，并无普遍说明力”。

　　现代化的“命名”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基于历史解释所作出的关于文明状况的价值评价小能构成真正有效的价值判断，而只能提供参考性资料”。所以，现代性意义的追寻过程也就是探索文明选择的多重意义生成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对文明的选择进行态度的价值评判，还更应该从文明存在或选择的目的和意义去考察文明自身的指向。所以现代化的“命名”的反思，必须要结合文明建构的基本功能要求：第一，‘‘。一种文明必须具有足以保持自身活力的动力机制。这意味着，一种文明必须具有创造力，并且为了维护创造力就必须建立一个能够促进创造力的社会／生活制度和文化系统”；第二，“这种文明还必须具有足以进行自身监护的免疫机制。这就需要一个能够保证公正的社会／生活制度和文化系统”基于这种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现代化的指向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系统的建立，而是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文明选择，同时也是与不同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中，找寻人类共同的或者说“整体意义上的正义”，也就是现代性的应有之义还包含“人类公正关系的保护”。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把中国现代性问题简单化的症结和问题是什么?有学者如此表达了这一代学人应有的立场：“它意味着这样的一个不断追问，那就是理解中国的视野如何可能?晚清以来，关于中国的自我理解开始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困惑和危机。今天，现代性话语的主宰已经渗透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潜意识。在这样的处境下，反思现代性如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