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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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论文一

　　一、法院降格处理超期行政处罚行为的动因

　　1、维护行政效率

　　孟德斯鸠曾言“行政贵乎神速”。行政效率是行政权的生命，没有基本的行政效率，就不可能实现行政权维护的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秩序的功能，在不损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适当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效率原则的体现。因而在审判实践中，大多数法院对超过办案期限的治安行政处罚决定判决予以维持，便是出于行政效率的考量。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法院因超过办案期限，而判决撤销程序合法且并未损害当事人实体权益的治安处罚行为，其结果是行政机关为履行治安管理的职责以及出于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还会抽出人力物力财力重新启动行政处罚程序，重新立案并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完全相同的行政处罚决定，其对行政相对人或者第三人的实体处理不会改变，原告并没有因此而免于行政处罚，这在司法实践中必然造成行政诉讼资源的浪费。

　　2、确保违法行为依法受到追究

　　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认为对于已经发现或已经立案调查的违法行为的追究不应受追究期限的限制，否则，不利于对行政法律秩序的维护以及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毫无疑问，行政处罚中的关键词是“罚”或者“惩处”，行政处罚的首要目的是为达到对违法者予以惩戒，促使其以后不再犯，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秩序。而着眼于我国的《行政处罚法》，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主要理论基础和理念在立法目的的体现可从《行政处罚法》第一条的规定中得到佐证，尽管其中也涉及保护公民权利问题，但公民权利是被框定在社会秩序之中的，行政处罚的主题在于“报应”和“平衡”，即通过让违法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对其侵害社会的行为进行报复，通过让其承担新的义务使之与被害者之间、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保持“平衡”。法院从诉讼效果的角度考虑，为达到对违法行为惩处的目的及对被害者的补偿、平衡社会各方关系，对仅超过期限的治安行政处罚不予撤销也在情理之中。

　　3、法定期限对行政主体不具备拘束效力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部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的实质是为了通过设定办案期限，提高公安机关的办案效率，防止出现因工作懈怠、拖延造成案件的久拖不决，与行政行为的效力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种认识是将其视为行政机关内部规范行政效率的规定，而对于行政外部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做出调整，也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不构成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限制。但作为治安行政处罚程序的时限规定，该法条不仅是对行政权力运行的规范和约束，也是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更是对行政法律秩序的维护，单纯解读为旨在提高行政效率的规范而对行政行为的效力不产生任何影响不免有些狭隘。

二、降格处理超期行政处罚行为存在的问题

　　尽管法院在审判实践当中，对于超过办案期限的治安行政处罚行为大部分未判决撤销而予以维持行政处罚决定有出于各方面因素的考量以及解读和适用法律的误区，但此类判决呈现出的如下问题值得重视与探讨：

　　1、虚置法律设定的行为期限

　　《治安处罚法》第九十九条对办案期限予以规定，无论是从督促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以防无故拖延的角度出发，还是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和实体利益为目的，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公安机关办理治安处罚案件超期被诉诸法院后被判决维持处罚决定，使得违反关于时限的法律规定没有任何不利的法律后果，导致法条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达不到违反法定程序之行政行为匹配的法律效果，驱使行政机关遵守法定程序的保障性机制得不到建立。

　　2、创造“程序瑕疵”概念造成自相矛盾

　　在部分法院判决中为强调超过办案期限违反程序的轻微程度，认为超过办案期限属于“程序瑕疵”，而不属于“程序违法”，并且通过司法批评和建议的方式做出类似“补正”性质的处理。而在学理上“，程序瑕疵”与“程序违法”其实是同一概念，并不存在程序上错误的不同程度的区别。只是对于具体行政行为不符合应具备的合法要件的，在我国行政法学上称为行政“违法”，在日本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称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瑕疵”。如果说将“程序瑕疵”从“程序违法”中切割出来，在不否认其违反法律规定的同时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确认，造成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件必然包括行政程序合法，既然程序有“瑕疵”，就表明程序违法。虽然具体行政行为的有效性值得讨论，但必然不具有合法性。

　　3、行政机关单纯的超期违法行为得不到追究

　　法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判决维持，这一结局对诉讼当事人来说其诉讼的目的不能被满足，导致了行政诉讼引导行政相对人或者第三人通过诉讼维护自己权益的目的产生偏差，结果使当事人丧失了起诉的动力。行政机关单纯的超期违法行为得不到追究，导致行政机关轻视乃至忽视行政程序，最终将置程序低于实体的地位。并且，在目前程序法治意识尚未树立、行政法治水平不高的背景下，这种判决结果使得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意识不到违反法定程序的代价，不仅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益，更不利于行政机关和公务员树立正当程序理念。

三、解决问题的路径探索

　　基于以上分析，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和法院个案的裁判发生的冲突，映衬出超期治安行政处罚行为法律性质的认定和法律后果的判定之间困惑。应当说，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要求凡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应一律撤销的规定，从信赖保护角度看确有缺憾，但其本质却真正体现了程序独立的价值和作用。而在我国法律并没有引入根据程序违法不同程度和情形而允许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的多元化处理模式的机制下，出于对法律的敬畏，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对超期治安行政处罚行为认定程序违法而撤销，无疑是唯一的出路。公正与效率兼顾固然是理想的选择，但在二者难以两全的情况下，在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文化影响下，在现今强大的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约束的行政法治状态下，为促进正当程序理念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尽快转化为现实，选择无疑应导向于公正，而不是效率，对程序违法应予撤销的规定，应该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