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人对《荀子》注释的精义固多，却也难免还存在着缪误。通过对《荀子》各家注本失误的具体分析，侧面反映了唐代杨倞以来注释家们在理论、方法上所存在的缺陷及流弊，以期为探索传统训诂学的科学化道路提供一些反面的借鉴。
关键词:《荀子》;训释;失误
前人对于《荀子》词义的阐发、析疑与正误，多有可宝贵者，但难免还存在着缪误。他们或疏于文法，或拙于义理，或不审词例，或不明修辞、语法，或不明通假而望文生训，或增字为释，错误颇多。再加上荀子思想博大精深，《荀》书词义颇为灵活，有所谓“奥谊艰辞”之称，前人的注释往往各执一辞，众说纷纭，情况比较复杂，这就需要有一定的眼光，能进行鉴别。现就众注家失误的情况，归纳出几点，以供商榷。
一、破假借时本字抉择不当
通假字实质上是同音字或音近字互相替代。同音字或音近字一般不止一个，因此求本字时不但要具备语音条件和有力的证据，更要审度文义，务求贯通。否则，仍不得谓之确诂。下面就是本字抉择不慎，因而顾此失彼的例子:《劝学》:“《诗》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谓也。”王引之训“交”为“姣”之借，谓“方来朝之君子不侮慢不怠缓”[1](P79)，我们认为王氏语亦未当。《释名·释丧制》:“绞，交也。”《说文》:“绞，缢也。”段氏注曰:两绳相交而紧谓之绞。《小雅·采菽》中的`“匪交匪舒”盖承上文“赤芾在股，邪幅在下”的“赤芾”、“邪幅”而言，“匪交匪舒”正谓“赤芾”、“邪幅”逼束适度，非紧非舒。读“交”为“绞”，训为“急”，与“舒”对文，方为允洽。
二、动辄破字，滥说假借
有些注家把《荀子》的假借现象看得过分严重，同时又错误地认为“古声同者，其义亦同”，不免滥用声训。如:《正论》:“故天子生则天下一隆致顺而治，论德而宣次。”梁启雄注:“‘论’当作‘谲’，‘谲’、‘决’古字通。谓决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2]这段注解失当。《儒效》:“若夫谲德而定次。”王先谦云:“‘谲’、‘决’古字通。”《简释》显然是根据王说作注的。但在古语中“论”、“德”两字常连用。《王霸》:“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曹植《文帝诔》:“考诸先纪，寻之哲学，生若浮寄，惟德可论。”皆“论”、“德”连用。《礼记·王制》:“论定然而后官之。”文意也相近。“论德”即“根据德而论定”，意思是很清楚的，“论”字不必当作“谲”字，也就不存在“谲”、“决”通用的问题。另外还有《修身》:“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或谓“懼”通“遽”，或读曰“瞿”;《议兵》:“秦人，其生民也陿阸……隐之以阸……”谓“隐”与“殷”同，又或谓与“慇”同等等，例多不烦更举。其实这些被认为是“借字”的皆可由原字之义求之，有些注家却舍近求远，妄说通假，徒自滋扰。我们认为前人注释《荀子》一书，滥用通借的情况比较突出。
三、辗转相训，违反推理规则
辗转相训实际上就是采用逻辑学上的演绎推理推导词义的方法，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训诂手段。但是在推导过程中稍有疏忽，如在前提中出现多义词、同音词等，就容易违背逻辑，导致结论不真实。如:《修身》:“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刘师培注:“菑与淄同……淄与缁同……缁又与滋同，滋，浊也。盖字之从菑得声及与菑音相近者义均训黑，引伸之则为浑浊之貌。”[3]谨案:刘氏训“菑”为“浑浊之貌”，其公式是:因为“菑”犹“淄”，“淄”犹“缁”，“缁”犹“滋”，所以“菑”犹“滋”。但是，“菑”训“淄”，“淄”训“缁”，皆有古训为据，唯“缁”训“滋”并无古训依据，况“滋”有“浊”义，陆德明《释文》云:“滋音玄，本亦作兹，子丝反。”刘氏在这里应该说是犯了“虚假论据”的逻辑错误，因此所推导出来的结论也就不正确了。而在古汉语中，“菑”字也并没有“浊”的意思，此句中的“菑然”仍应从杨倞训为“災害在身之貌”为当。
四、随意牵合故训字说训释多义词
古人对词的多义性认识不足，解释经传，有时专主一义，不知变通，致使文义窒碍难通。清代以来的学者对此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他们懂得多义词不但有本义，而且还有引申义，并且还能对词义系统作初步分析。但是词的多义性客观上确实给主观臆测提供了某些余地，有的注家为追求“说戒雷同”，有时利用词的多义性，随意牵合故训，这样就很难真正做到“诂各有当”了。如:《修身》:“辟违而不慤，程役而不録。”杨柳桥注:“王逸《楚辞》注:‘役，贱也。’《白虎通·京师》篇:‘禄者，録也。’《广雅》:‘禄，善。’”谨案:杨柳桥训“程役而不録”为“轻贱而不善良”[4]，使人费解。
“役”训为“事”，“録”训为“具”，与上句的“拘守而详”意义相对，前后照应，暗示了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截然分明的特性。杨氏不从常训，专欲求奇，解为“轻贱而不善良”，转失之迂。
五、不明假借而望文生训
《儒效》:“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億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之《荀子新注》将“举”释为“奉承”。
王念孙曰:“‘举’读为‘相与’之‘与’。‘与’古通作‘举’。……《礼运》‘选贤与能’即《大戴礼·玉言》篇‘选贤举能’也……《史记·吕后纪》‘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徐广曰:‘举一作与’。谓交其上客以求助也。”谨案:“与”属鱼部喻母，“举”属鱼部见母，当为叠韵通假，王说是。
六、涉上下文而衍，以致句读之误
《非相》:“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言君子必辩。”杨倞于“故言”下注云:“所以好言说，由此三者也。”杨说非是。王念孙指出，“故”下本无“言”字，“言”字涉上文而衍。“故君子必辩”为一句，谓君子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是以必辩。上文云:“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是以必辩。”是其证。杨断“故言”为一句，以结上文，则“君子必辩”四字竟成赘语。杨倞不明“言”为衍文，故生句读之误。
七、不明全书的词例而误
根据同一篇的上下文以推敲词义，固然是训诂的一个好办法，但单是这样做还不够，同时还必须联系整部作品的用词，方能烛幽显微，释疑祛惑。如:《修身》:“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文中“自名”二字不可通，其中必有奥秘。王引之据《韩诗外传》作“以治生养性，则身后彭祖;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认为“自名”的“名”字乃“强”字之误。郭在贻按:考《荀子》全书，“名”与“白”常常用在一起，如:《荣辱》:“是故穷则不隐，通则大明，身死而名弥白。”《致士》:“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乐论》:“名声于是白，光辉于是大。”《尧问》:“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大。”《君道》:“夫文王欲立贵道，欲白贵名。”由此可以知道，“以修身自名”应当是“以修身白名”，“自”乃“白”字形近之讹。
王氏虽为训诂大师，这一条却说得不确。《韩诗外传》作“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足之，乃增文成义(增“强”字)，未可据以改《荀子》。
八、用句式比较机械地确定实词词义
洪诚先生在《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序言》中有过这样精辟的论述:“因为汉语的语法作用主要地表现在虚词与词序两方面。虚词能表示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关系，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关系也规定了结构的性质，规定了某种虚词应居的位次及其作用。所以虚词的作用可以从它的前后环境中看出来。”[7](P2)言外之意就是说简单化地运用句式比较去判别实词词义，结果往往不可靠。如:《修身》:“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王引之训“懼”为“怯”，认为与“勇”对文。如此，“怯于避辱”，恰恰与荀书原意相反。况且“略”与“早”并非对文，“勇”与“懼”也不必相对。所以说相同的句子有可能内容相似，其中对应的词语有可能含义相近，但是，通过句式比较不能准确判别实词词义，这是因为实词的意义离开句子结构能够独立存在，同一结构形式可以表达多种不同的内容。王念孙在此注重了文法，而忽略了对义理的探讨，仅仅凭着句子结构表面上的某些130相似便确认它们互文，自然会导致训诂上的失误。
通过对《荀子》各家注本失误的具体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杨倞以来注释家们在理论、方法上所存在的某些缺陷及流弊，以期为探索传统训诂学的科学化道路提供一些反面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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