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论文

　　内容提要  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是比经济人更科学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这一模型存在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经济学只有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才能成为一门科学的神话，理论经济学只有以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假设为基础，才能构造出与经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体系，只有用这样的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才能真正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键词 经济人假设； 公益人；马克思；

　　在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问题上，马克思与西方学者具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学者一般是把理论体系建立在经济人这一不变的假设上面，而马克思所采用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却是变化的，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预测未来的新制度时，采用的是不同的行为假设，我把马克思使用的这种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称为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我认为，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无论是构筑理论体系而是指导经济实践，都比经济人假设更科学。

　　一  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假设的差异

　　我们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可以看出，《资本论》在对人的行为假设上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成果，认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同样是理性的经济人，这种人善于计算，目标明确，从来不自觉顾及公共利益。但除了这些共性以外，《资本论》对人的行为的基本假设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仍然有许多不同之处：

　　㈠  亚当、斯密认为，自利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人们在交易中的利益最大化动机只是人类固有的利己心在商品经济中的具体表现，这样，亚当、斯密的经济人也就成了一个超阶级、超时代的范畴。⑴而在《资本论》中，人的自利行为却是由环境造成的，资产者追求利润的动机受竞争规律的支配，无产者追求工资的行为是由于生存条件的约束，我们不能简单地对这些行为进行好的或坏的价值判断。⑵ 既然人的行为是受环境支配的，那么，随着人们所处环境的变化，人的行为也会或迟或早相应地发生变化。

　　㈡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之间的交易行为会形成有利于交易双方的客观效果，交换导致合作，能提高社会福利，体现社会合谱。而马克思认为，交换并不是平等的体现，一个社会平等与否，很难从交换中看出来，因为交换过程体现的是市场规则，至于平等与否却是由生产过程决定的，一个在生产过程没有平等的社会很难通过交换过程改变非平等状况。

　　㈢ 亚当、斯密分析的经济人，只是一种个体行为分析，缺少对群体行为特征的描述，他所分析的市场行为主体和个体行为是完全一致的，如果用今天的概念表述就是这里的市场行为主体没有法人行为，而只有自然人在行动。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分析了个体行为，而且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群体行为，探讨了群体间的合作，这种合作有时并不是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而是为了实现群体利益、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剩余价值的生产理论主要揭示了资产者之间的竞争，而剩余价值的分配则主要探讨的是资产者之间的合作，在平均利润率基础上形成的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是最大化资产者整体利益的规律，建立在这一规律基础上的合作使资产者的利益能实现制度约束下的最优化。《资本论》的结论正是要告诉无产者合作的重要性，无产者的对手不是某一个资本家，而是整个资产阶级，因此无产者也只有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时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

　　㈣  亚当、斯密认为，竞争是经济人的基本市场行为。以经济人假设为依据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建立了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型，该模型揭示的理论精髓是：竞争是最有效率的经济机制，只要竞争能充分展开，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马克思却深刻地揭示出竞争的两重性，他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竞争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显著提高，在另一条件下则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他分析的逻辑是：如果孤立地来看一个企业，这个企业不受外部的任何制约，那么竞争是高效率的，但商品经济中的企业恰恰是处于相互联系的链条上，不可能是孤立的，因而竞争的效率就打了折扣。他特别指出，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有一个比例关系，因而需要各个企业的配合和协调，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由于市场主体只顾及个人利益，市场成了囚徒困境，这种比例总是通过周期性的破坏，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实现。也就是说竞争的结果不是帕累托最优，而只能是纳什均衡，

　　不难看出，亚当、斯密应用经济人假设论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而马克思认为，正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人行为支配一切才决定了这个制度的历史暂时性。

　　二    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

　　从亚当、斯密到现代的主流经济学，经济学的研究工具、研究方法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唯一没有变的是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亘古不变的信条。而马克思却认为，人类行为是可变的，因而作为人类行为抽象成果的理论假设也就不应该固定不变。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就隐含着一个动态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模型。这就是：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体假设为损人利己的经济人，把生活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中的人假设为有限经济人（这里的有限不是指理性有限，还是指自利行为本身受到了约束，其中主要是主体的自觉约束），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中的人假设为自觉考虑社会利益的公益人。相应地，人类的行为也就有一个从经济人向公益人的转化过程，而这种转化与生产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变革保持同向性。共产主义低级阶段，是一个生产资料共同占有，消费资料和劳动力个人所有的社会，这种社会条件决定人的行为虽然是自利的，但这种自利被限制在争取较高的生活水平和较满意的工作条件上，而不是无限地占有社会财富。也就是说，这样的经济人是有限的经济人。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由于物质财富的丰裕和消费资料的按需分配，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再把劳动力做为私有财产。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人们自觉地为社会工作，而个人利益却是自发地实现的，不再需要人们去谋划自己的个人利益，因而生活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中的人是公益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未来的新制度及其形成时写道：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後；在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随著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份涌流之後，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