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我没有回家。父亲打电话来说老屋拆了,娘好几天都没怎么吃饭。我知道,娘不仅吃不下饭,夜里肯定也睡不着。因为这被夷为平地的老屋,一砖一瓦,一梁一棒,都是她亲力而为的。
父母亲从祖父的户头分出来,在这个宅子另立门户生活很久了,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我们村的土地还没有承包到户,劳动都在大集体,搬过第二年,才分的地。
听父亲说,从祖父宅子里搬出来时,我们家最初盖的房子,是当时最流行的“土墙瓦面”。顾名思义~泥土砌的墙,红瓦缮的顶。我想象不出:那样高大的三间屋子,父母亲和亲邻们,是怎么一点一点垒盖起来的?
从小到大,父亲总爱在我们兄妹仨跟前说:“你娘能干哦,我们第一口房屋,所有的芦笆(当时的屋顶都是起脊的,除了梁头和主棒,其他的空间都是用芦苇扎成的圆柱捆填充。)都是她连白加夜,一捆一捆扎出来的。”小时候我曾经无聊地数过,一间屋大约是一百二十多捆芦笆,三间屋,就需要近四百捆哪!
芦苇哪里来?那是母亲在秋天的时候,到村北头的后河里割刈来的。为了保证芦苇的长度,先用镰刀从芦苇的底部割下来,用平车拉回家。接着,把所有的芦叶剥离干净,趁着秋阳高照,晾晒干。晒干后,把所有的芦苇缨截掉,就可以扎捆了。
捆扎成型的一根芦笆有12米长,捆扎的时候,每隔20厘米,就要用麻绳打个结,还要注意不断地续接和调整捆的粗细,保证从头到尾呈圆柱形。近四百个芦苇笆,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扎好后的芦笆就像一根根结实的木棍,难怪能承担厚重瓦片一年又一年的压力呢。母亲就这样一边一根根地捆扎芦笆,一边操持家务。如果说,这房子是父母亲用血滴汗点垒起来的,一点也不为过。
木匠上工了,发现还缺少一根大梁。母亲赶到了爷爷的宅子,转了一圈后,看中一棵大榆树。她找来一根粗绳,绕成圈,套在肩上,别上斧子,蹭蹭蹭爬上榆树。将绳子一头拴在腰间,一头系在树干,用斧子将所有的分支分干砍了下来,滑下主干,找了邻居用锯放倒,终于解决主梁的问题。那时候,前后村的一些奶奶们,都经常在一起唠嗑:“找儿媳妇,就找小青娘这样能干的!”
童年,这所房子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人被锁在屋里。父亲在邻村教书,母亲要去田里干活,两个哥哥去上学,没人看管我。于是,坐在凳子上,顺着门缝瞅家人的身影,是我每天的必修课。五岁的时候,父亲把我带去了学校,从此,我也结束了整天被锁在屋里的生活。
在我们小的时候,很多同龄人都是放养的。大人下田干活,孩子就扔在家里,或者放在院外,随他往哪里溜达。可我,就从来没有这份“自由”。父亲跟母亲说:“小女孩子就该规规矩矩呆在家里,瞎跑胡野像什么样子?况且门前有水!”
门前怎么会有水?是因为宅子的地理位置特殊。老宅地处村子的最南端,门前有一条东西贯通的大路,连接着东边的官庄,通向镇上。朝西走,穿过高台堰,就和姚集镇接壤,交通非常便利。路南是渠。这条渠,可是我们前后五六个自然村水稻丰收的保障。黄河的水,就是通过这条主渠,再流经纵横交错的田间沟河,最后流进稻田里。
一年四季,渠里都有水。最美的时候是夏天。清悠悠的河水,自东向西流淌着。渠两旁,芳草萋萋,绿树成荫,林间的鸟雀尽情欢歌。偶尔,会传来“砰砰”婶子、阿婆们用棒槌捶打衣服的声音,欢快的节奏,伴着爽朗的笑声,随着清波,缓缓地流淌。
夏天的水渠也是最热闹的。一到暑假,水渠就成了孩子们天然的泳池。男孩子们,离了大人的眼,就窜到水中。会水的,扎个猛子,踩个水。不会水的,趴在岸边口扑腾着。正对我家门前的渠岸,被母亲挖了一级一级的梯凳,所以呀,就数这湾儿的人最多。闹腾了一个白天的水渠,在傍晚时分稍微地小憩了一下。当夜幕降临后,女孩子和妈妈们,悄悄来到河边,洗去满身灰尘,也洗去一天的疲劳。当洗漱的人群逐渐从水里上岸,那门前的土路,便撒满欢声笑语。
夏夜的风,似乎总爱在我家的麦场上闲逛。于是,我家门前又成了村里的俱乐部。母亲总会早早将麦场打扫干净,搬出家里的大小板凳,摆出茶几,冷好茶水。女人们聊家长里短,男人们抽烟喝茶,看孩子们追逐嬉闹……
后来,这些都成了过去的事,都成了我们对儿时的种种追忆。但是,留在老家的父母们,却依然守着这份温暖,守着这份安详。自从我们兄妹三人逐渐搬离老家,阿猫阿狗,小鸡小鸭,都成了母亲的乐趣;宅上的一草一木都和她息息相关。
如今,被拆掉的是翻盖过两次、带保护层的房子。都说“故土难离”,虽说新建的村部,距离原址仅有二里路程,但是心中却生出“现实的家园已经毁灭的”念头。更何况我的父亲和母亲呢?
门前的渠水里,再不见戏水的娃儿,那时而喧闹,时而安静的渠水,可是在怀念曾经的时光,在留恋即将消失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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