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除夕的夜晚，在婆婆家聚餐时，又看见了那枚摆在玻璃柜里的毛主席像章 。
最初见到它，是一九八三年的春天。那时，我还没结婚，是第一次去拜见未来的公婆。婆婆个子不高，干净利落，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我一进门，她就忙着给我倒茶水、 拿瓜子、拿糖果，然后，就笑眯眯地坐在了床边上。公公正在读报，忙从沙发上站起来，向我点点头。他个子高挑，身材挺拔，戴着一副乳白色的近视眼镜，镜片后面的一双大眼，炯炯有神，头发梳得溜光，气质儒雅，文质彬彬的，穿了件藏蓝色的中山装，左胸前戴着一枚毛主席像章。当时，公公四十九岁，担任着我们机械制造公司生产处副处长，主管着下属七八个厂子的生产任务。
那枚毛主席像章，有贰分钱钢镚那么大，底色是大红的，衬托着金黄色的毛主席头像。
我也戴过毛主席像章，是在文革期间。到了八十年代初，也像大部分人一样，不再戴毛主席像章了。而公公还戴着，这多少让我有点好奇。
其实，好奇的还在后面呢。
一九八七年，五十三岁的公公，被机械制造公司派往一个大型企业当厂长。
公公上任的第二年，公司要组织各个厂的厂长、副厂长、总工出国考察。公公向上级表态：厂里效益不好，我不去、副厂长也不去，让总工一个人去，这样，可以减少一笔开支。
公公这样做，使许多人不理解，厂里从上到下议论纷纷，他们说公公是个傻子，哪有公费出国不去的道理？我听说后，也认为公公太傻，不趁着在台上出国去看看，以后还哪有机会？
接下来，厂里又盖了两栋住宅楼，用以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不到两百套的住房，要面对厂里四千多名职工，僧多粥少。许多职工都说，就是争破脑袋，也要分到房子。所以，职工和家属都紧盯着厂里的分房方案，生怕稍有疏忽，漏掉了自己。
厂里也拟定了好几套分房方案。公公看完后说：就那么几套房子，干部一分，再奖励一些，轮到工人还有吗？我放弃分房。
听说公公不要新房，婆婆不愿意了。公公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在家里，男人们基本不做家务、不做饭。做家务，做饭的都是女人，公公家主要是靠婆婆，奶奶有时给帮个忙。婆婆非常贤惠，对公公一向言听计从，一直毫无怨言地为家里默默地付出的，她既要上班，还要做家务，既要伺候老的，还要伺候小的。这次，婆婆一改常态，大声质问公公：这套房子住了二十多年，没有暖气，又是底层，又脏又吵，又黑又暗，你为什么不要新房？
公公自知理亏，他也感到对不起婆婆，知道婆婆对新房也是盼望已久。就喃喃地说：我知道你很委屈，可是，谁让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厂长，我是他们的领导呢？
其实，不光是婆婆生气，我们子女们也认为公公太傻，太正统，分新房是论资排辈，又不是搞特殊，都五十六岁了，眼看快到了退休的年龄，一旦退下来，以后还到哪里去分房子？错过这次机会，实在可惜。
可是，我们在这个家一贯没有言论自由，何况公公已经做出了决定。
公公做厂长之后，最先使我先生感到了尴尬与别扭。因为，他与公公同在一个企业。这在别人看来是个好事儿，有父亲这个厂长罩着，儿子发展起来岂不如鱼得水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儿子太了解父亲的铁面无私、六亲不认了。为了不给父亲找麻烦，做儿子的严于利己，从不抛头露面，做什么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给父亲带来不好的影响。
而公公不但对儿子要求严格，还在儿子仕途的发展上，横加干预。公公上任不久，当得知要培养他儿子做科室领导时，就非常严肃，态度明了地对组织上说：他不合适，还是培养别人吧！
儿子听说后，非常想不通，回到家气愤地质问父亲：我为什么不合适？
公公说：正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所以不合适。
儿子气得脸色铁青，无言以对，好久都不回父母家去，见到父亲都是躲着走。
那个时候，正值改革开放，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使国企受到了严重地冲击。公公所在的厂里经济萧条，经济效益日渐衰退。加之工作上的不顺心，我先生趁机向公公提出，还不如把他调到效益好点的单位去，这样即可以增加收入，减少冲突，也不影响他的发展。
公公却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是我的儿子，不能搞特殊。都调到好的单位去，这个单位谁来上班？
我先生气得七窍生烟，我也非常生气，世界上竟有这样不顾儿子前途的父亲？甚至怀疑我先生不是公公所生。从那以后，我们两口子，大半年都没回公婆家去。
二
从此以后，父子俩产生了隔阂，争吵便成了家常便饭。爷俩脾气都大，还犟，只要坐在一起吃饭，就会面红耳赤，争论不休，火药味十足。争吵的内容不外乎就是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我先生看不惯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喜欢发牢骚，公公不爱听。
一九九零年的除夕，婆婆和奶奶准备丰盛的年夜饭，全家老小十几口子热热闹闹围坐在一起，推杯换盏，沉浸在温馨与祥和的气氛当中。公公身穿中山装，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危襟正坐在上座。旁边的儿子，姑爷们叽叽喳喳，边吃，边喝，边聊，从天南地北聊到各自的工作，又从身边的小事聊到国家的大事。孩子们吱哩哇啦，满地乱跑。
这个时候，只听我先生说了一句：现在有的共产党干部太不像话，自私的厉害！
话音刚落，就见公公放下酒杯，蹭得一下站起来，瞪着眼，厉声训斥道：共产党怎么了，共产党把你的孩子扔到井里去了？我不允许你这样抹黑共产党！
我先生不服，拧着脖颈，争辩说，现在有些共产党干部就知道为自己谋福利，不为百姓办事。
公公反驳道：那也不许你这样说。父子俩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弹，互不相让地吵了起来，越吵越凶。只听公公大喊了一声：滚！我先生一气之下，摔门而去。顿时，屋里喜庆的气氛一扫而光，年夜饭也不欢而散。
面对婆婆的埋怨，公公说：我要与他断绝父子关系！然后，又对不知所措的我说：不过，你还是我们家儿媳。
我听后哭笑不得，儿子都不要了，还要儿媳做什么？
每次吵完架，最为难的还是婆婆，一边是儿子，一边是丈夫，把她夹在中间，左也说不得，右也劝不得。其实，每次他们父子俩吵架，我也非常尴尬，不知道是劝公公，还是劝我先生；不知是随先生回自己家，还是继续留在婆婆家。不过，为了公公的面子，几乎每次都要劝我先生。
时间一长，我也感觉公公太正统、太家长制了，没有人情味，不为子女着想，家里也没有一点言论自由，也替我先生感到委屈。以后，他们再争论不休的时候，就感到非常无聊，只想堵住自己的耳朵，尽快离开。
其实，对于公公的这种不近人情、正统，早在结婚前就领教过了。
一九八三年夏天，为了我们结婚，公公婆婆提前大半年做准备。先准备好房子，然后，刷房子，找木匠做家具，请来裁缝为我们缝制衣裳。再准备好被褥，买来自行车、手表。
一切准备就绪后，只等着秋天那大喜日子的来临。这个时候，公公却对我和他儿子说：我是国家干部，别的都好说，有一点我要向你们说明，你们结婚我不能让人派公车。
不派公车，那怎么办？那时候也没有私车，我顿时傻了眼，没想到公公是这样的。还指望公公要几辆好点的车，显示一下婚礼的气派呢，现在可好，连一般的车都没有了。我很是失望，嘴上不说，心里却不高兴，对公公有意见。干部怎么了，干部的子女就不结婚了？那时候，别说当干部的，就是当工人的，也有不少人为儿女办婚事动用的是公车。
娘家到婆家虽只有两站路，没有汽车，我总不能走过去吧？
父亲一看没辙了，说他有办法。父亲的办法就是，结婚那天让他朋友开来两辆吉普车，先去婆家把新郎官和接亲的人接过来迎亲，然后，再把我和那些嫁妆迎走。记得，那两辆吉普车跑了两趟。
婚礼上，公公婆婆笑逐颜开，喜气洋洋，手捧酒杯，穿梭于来宾之间，答谢亲朋好友的光临。婆婆穿的是什么衣服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公公穿了件崭新的中山装，左胸前，戴着那枚毛主席像章。
结婚后才知道，公公是山东淄博人。从小跟着父母闯过关东，念过私塾。工作后，又在西北大学进修了会计专业。这就难怪公公学识渊博，文采飞扬，还有那手写得飘逸俊秀的小楷字。
公公是个十分讲究的人。穿戴讲究，内衣洗过要叠整齐，外衣要熨烫，皮鞋要擦得锃亮；吃饭讲究，特别是全家相聚的时候，要按座次排位，奶奶是上座，公公坐在旁边，接下来，才是儿子，姑爷依次排下来。
然而，公公最大的讲究，还是一年四季都戴着那枚毛主席像章。冬天穿呢子中山装时，戴着毛主席像章；春秋穿毛料中山装时，也戴着毛主席像章。夏天穿衬衣短袖时，还戴着毛主席像章。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男士的服装款式也呈现多样化，西装，夹克，风衣，琳琅满目。公公还穿着他的中山装，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公公是区人大代表，经常去市里开会，就有人劝他：厂长，您看开会的人都穿着西装，你这样是不是有点特殊，有点格格不入？
可能是公公意识到了他的格格不入，也去做了件西装，只不过左胸前依然戴着毛主席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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