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某日。
一起在珲春插队落户的天胜给我打来电话：“黄援朝侬晓得伐？”
“啥人？”
“原来住我楼下的黄毛，你寄拨伊羊毛衫格——”
“哦，黄毛！一起吃过饭的？”我想起来了：“伊那能啦？”
天胜一板一眼地告诉我：“中风了。住在医院里，兄弟姊妹都关机，联络不上。我只好联络几位插兄，不能没人管啊！”
我连忙应和：“那是，那是，也算我一个……”
记得十年前，我回到故乡有了上海的住房。正当我在为新家添筷加碗之际，分开近三十年的天胜，终于寻到了我。他是在我大学第一学期时，离开东北调往江西。在长春转车时特意到我住的校舍来，塞给我十元钱作为赠我的新婚礼金。我一没酒席二没喜糖，让我一直过意不去。
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多时尚未尽兴，我说改天请他们夫妇过来吃饭；天胜却坚持要我去他们家，说刚搬了新居，太太又烧得一手江西美食。于是，约定大年初五相聚。
初五那天，我与太太按照地址来到了十六铺外滩。节日的外滩，气度非凡：五颜六色的彩灯像瀑布一般从高大的建筑物上鱼贯而下，串串红灯笼悬挂在行人的头顶上喜气洋洋。江对岸，陆家嘴大厦群中，流光溢彩的霓虹灯“玫瑰”、“玉兰”轮回开放，更是让人心旷神怡。我太太说：你看看天胜住的地方，可是上海滩上的黄金地段，我们买的房子可是上海的下只脚啊！
正当我们为天胜的居住地段唱着赞歌时，不料刚从外滩街面拐弯进弄堂口，就让我们立足傻了眼：弄堂里3米见宽的过道，头顶上挂着万国旗般的衣裤；一边是每扇门口摆着三、四只刚刷洗好的马桶、痰盂，一个个敞着大口，有老者间插着坐在椅子上或晒太阳或端饭碗吃着早餐；另一边是堵一人多高的临时砖墙，阻断着里面的拆迁施工。有个男子当着众人面朝砖墙撤尿，完毕，转身望望众人，携着一身绒布花睡衣扬长而去。众人相安无事。
我忙拉太太转身出了弄堂。太太说：“就离繁华的外滩一步之遥，竟然成了两个世界？”我说：“且不管几个世界。看样子这里上厕所难，我们得先找个地方轻松一下才是。”
从毛家园路转到太平弄，从外咸瓜街寻到盐码头街，才挤进一家地段医院的急诊室厕所。方便了之后，我一看手表才9点（为了与天胜好好聊聊，所以早早就来），心想方便了之后维持一个上午应该是没有问题。
重新回到天胜的弄堂。一说是天胜家的客人，众邻居热情传呼。我们踩着只有半只脚宽的楼梯，黑漆漆的往上爬行。只听得天胜的嗓门：“开灯！快开灯！”楼梯的电灯亮了，我才看清在二楼拐弯处得猫着腰才免于撞到横梁。
一进天胜的家，就得坐下来，因为只有三、四个平米能直起腰来，其余的在一米多高的地方就是阁楼。
我和太太坐在方桌两边，桌子上已经摆满了装好的冷盘与还没烧的热炒。天胜与他的太太又倒茶水又要见缝插针往桌上摆放花生瓜子；隔壁邻居挤进来：“家里来了客人，都烧了什么好吃小菜啊？”七嘴八舌地议论：我在云南做糖醋排骨摆菠萝的；我在江西烧油闷烤夫放辣椒的；为八宝饭上是否要摆红丝绿丝而争得不亦乐乎，唾沫星子在菜肴上方飞扬。
直到说要开饭了，邻居们方才回避。席间，天胜也不劝酒，他的血糖高，他的太太心脏不好。我们聊着家常。天胜告诉我：江西回来后，就在十六铺码头替几家公司踏黄鱼车运送货物，解决温饱罢；后来十六铺码头拆脱了，就到一家单位当保安。就是老婆生病花销大，日子还过得下去。我们这幢房子回沪知青多，有钱有权的老早搬走了，谁还愿意住这贫民窟里？这间房子就是老妈留给我住的，弟妹不服，争吵的结果是搭上了老妈的一条性命。天胜停了好长一段时间说不下去。现在好了，有房子解决大问题啦！我算幸运的，没有房子住，有多少知青都没法在上海立住脚啊！
正说着，房门口出现一位老者，穿着件领口袖口都破了洞的毛线衣，满脸皱纹，裂开了嘴笑，牙齿已经掉落得没剩几颗。他说话漏着风：“天胜家的客人是珲春来的？呵呵，人家都叫我黄毛。反正都是延边的，都是插队落户的难兄难弟！”天胜夫妇忙让他进来入座。他提起身边的书包，装着四、五瓶啤酒，在我的旁边坐下：“阿拉从小到东北，都成了东北人了。习惯按照延边朝鲜族规矩：酒桌上都是亲人。不讲究上海人的那个客套。”
黄毛一来顿时闹猛起来。他一杯一杯地邀我喝起了啤酒。从天胜的介绍里知道，他岁数比我小。至今孤身一人是因为下乡时，带了一台半导体，晚上可以收听到苏联骂“文革”、揭“内讧”的广播。不要说那时是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就是像我们现在这种年纪，在当时消息封锁、文化禁锢的环境里，谁做得到不偷听“敌台”？不料黄毛被同炕人揭发，成了“反革命”在生产队里监督劳动。以后监督解除了，但招工参军上大学都没有他的份……
我正为黄毛的遭遇叹息，不料黄毛却颇为轻松，好像是在说别人：“所以我得过精神分裂症。亏得天胜阿哥待我像亲兄弟。”
天胜说：“黄毛讲义气。啥事体都不计较。当时我儿子户口没地方落，就落在黄毛这里。知青间相处好，比兄弟姊妹强。”黄毛咕噜咕噜喝下一大杯啤酒：“这句话我要听。那年知青大返城我回到了上海。可是上海的兄弟姊妹拿我当包袱，就让我独自住在楼梯夹道里。弟媳妇还时不时将自来水、煤气锁起来——”他抺了一把嘴：“大过年的，说这些做啥？”他转而热烈地告诉我：“别看我生过病，现在我的脑子很灵光的。不信？我背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你听听？”
他认认真真地从ABCD一直背到WXYZ。
面对他孩童般的心态与并不灵光的脑子，要是放在平日里，我一定会快活地笑出声来，可现在，我的心里却在哭泣。
我问他：“在上海这么多年，靠什么生活呢？”
“过去身体好什么活都干。现在不行喽。”他认真地告诉我：“你说这世道势利不势利？我帮一家理发店递毛巾送茶水干了五六年了。老板挣到了钱又要扩大规模搞美发中心。大半年的装修都是我一个人值班。腊月天手上脚上生满冻疮，我没说过一句埋怨；三伏天早上做的午饭馊了我也照样吃，我没说过一句辛苦。没想到装修完了，老板却把我给炒了鱿鱼：说我形象太差，要影响今后的生意！”
我听罢心里不好受。主动邀黄毛干了一杯，让啤酒和着泪水一起流进自己的肚子里。
移时，黄毛抬了抬屁股：“啤酒喝多了，要撤尿了。”经他一说，我也感觉到了膀胱的压力。天胜马上理解：“哈哈，我这里条件差，跟着黄毛好了。”
正午时分，过道上也只有一、二位老者在打瞌睡。黄毛边撤尿边问老者：“新疆兵团退休金寄来了？”老者应和着。我发觉这弄堂里真的生活着不少知青。一边想一边对着砖墙，仿佛背后有无数双眼睛瞅着你，怎么也尿不出来。
无奈，重新上楼。
天胜太太拿出他们夫妇补拍的新婚照片，一张张大白脸根本分不出谁是谁，但我总得附合几句赞美的话；黄毛也将他的笔记本翻出来让我看：这上面竟然还记着“九大”中央委员名单、反击右倾翻案风给“小谢、迟群”的指示……我只能笑笑了之。想想现在90后中的“优秀者”都有当老板搞实业的了；我们在那个岁数，知青中的“先进者”都在干啥？除了农活，将所有的青春都浪费在斗私批修、积代会反骄破满的这些“无用功”里了。
无奈我膀胱里发出一阵紧似一阵的警报让我坐立不安。数度要起身又被好客地留下。实在是忍无可忍，正巧来了个贺岁短信，我便推托道有人还在等我云云，总算告辞出门。
本想再去那家急诊室，但路远怕来不及。便回头朝城隍庙方向走，那里人多应该有厕所。然而七转弯八转弯的寻找仍然无效。
见一家店铺门口有两个妇女在推销羊毛衫，便央求她们能否给我们进去上个厕所？
妇女道：“对内不对外。”
看到她们手里的羊毛衫，想到了黄毛的破毛线衣，灵机一动：“买你一件，给我们上个厕所？”
妇女脸色变得和悦：“老阿哥，我们都是搭配好的，一红一蓝，两件180，就买两件吧？”这回轮到她们央求我了。
我跟太太说：“买两件送给黄毛？看他身上的那件毛线衣！”太太点头。于是先将180元押下，我和太太赶忙跑去方便。回来时提了羊毛衫一身轻松。
寄走了羊毛衫，我空出了脑袋瓜在想：这是顺水人情抑或怜悯好心？
好像都不是。
也许，我们曾乘坐同一列火车去边疆插队落户，同在煤油灯旁重复“战天斗地”的誓言；也许，我们曾在同一片土地上劳作，在同一座山岗上打柴；也许，我们面对白天精疲力竭的农活，半夜轮流站岗放哨的困乏；也许，我们有过万籁无声中思乡思亲的孤寂，我们面对种种难熬有开头的时光没有结束的岁月……这太多的“也许”，使我们有了共同的成长阅历，共同留下对人生饥寒的坚忍；我们有了共同的人生价值观，就会对待命运疾苦感同身受。
现在黄毛住了医院，天胜说得对：不管哪位知青有难，不能熟视无睹。是的，我们这群有过太多“也许”的人，都应该伸出胳膊一起来管，一起来承接困难。
千言万语一句话：黄毛，不，是黄援朝，我们之间没有“客套”，有的只是“亲情”，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名字，叫“插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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