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正是花红柳绿的时节,世间万物皆披上一年一度的盛装,于暖风熏染中异彩纷呈,连人生的季节也充满了盎然生机。然而,36年前的五月,那段梦幻般的黑色日子,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如刀刻斧凿,挥之不去。
1979年初春,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作为陆军某师的少壮派军人,代职随队南下三千里,赴广西边境参加了被后人称之为“共和国改革开放奠基之战”的自卫还击战。战斗中,我因摔伤伤口感染引发高烧合并症,导致全身瘫痪被转入南宁市陆军303医院,切开气管靠通播呼吸机输氧维持生命。同年5月,撤出边境的部队经过休整,班师豫北防区,只留下一名通信班长看护我。
我在医院急救室里度过了如炼狱般生死难忘的3个月,最终拔掉氧气管赢得了专家预言的属于我生命的5%希望。我的部队驻扎在太行山下,司令部那个参谋位置一直虚位以待,首长和战友们急切期望我早日伤愈归队。我出生在豫东大平原,身居乡里白发苍苍的爹娘翘首以盼我这个独子平安归来。还有参军前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那门亲事,夜晚的睡梦中曾经多次与女友相会在贾鲁河畔。基于思乡和军旅情结,我在生命体征并不稳定的情况下,苦苦哀求医生为我办理转院手续,还让陪护我的通信班长一天两次给部队首长打电话,请求接纳我到豫北371野战医院治疗。
5月下旬,303医院为我安排了南宁至北京的6次特快软卧包厢,指派一名女军医负责旅途安全。那天中午,我被一副担架由车窗口递进火车包厢,开始了梦寐以求的长途之旅。列车在山水间经过近40个小时的穿行,于午夜12点钟到达郑州车站,我们师医院的院长带一辆救护车负责接站,就近将我抬进一家宾馆歇息。我原本1米76的身高,体重70多公斤,此时四肢肌肉严重萎缩,消瘦得皮包骨头不足百斤。拔掉氧气又中断了补充能量的液体,经过长途颠簸,我的身体极度虚弱,出现了呼吸困难。幸遇地方医院一名老医生与我同住一室,半夜三更起床为我按摩理疗,以此缓解症状,连姓名也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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