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老年,总爱说、总爱提、总爱想“从前”怎样怎样,而且总习惯于说从前好的一面,却不愿提从前狼狈、难堪、不光彩的一面。离六十岁只有五个月的我,也毫不例外的爱提、爱说、爱想从前的事。
我喜欢在孩子面前说,从前,我在读小学时,在那个群贵大队小学,群贵中学读书时,一直当着班长或学习委员,成绩一直拿第一,很少拿第二; 却不愿说读高中时,在全区三十多所学校尖子生会集一处的唐镇五七高中一(一)班里,我连个组长都没捞上,学子成绩只算得上中等,在精明过人,成绩拔尖的吴晓红同学面前,在多才多艺,文体与学习成绩都出色的孙延一同学面前,在博览群书,见多识广,出口成章,成绩优秀的张运华同学面前,我简直就是一个差生.
我喜欢在孩子面前说,我在回乡两年中,利用一根针,一把草,治好了很多乡亲们的病,并得到许多人的称赞; 却不愿说,由于自己个子小,力量弱,在干活搭伙时,没人愿意和我搭伙,而使自己难堪地凉在一边,只能干杂事,拿低工分。在修鲁城河水库时,弱小的我,一人拉着一车土,从堤下爬到堤上时,只剩半车土,被同窗十年,无数次找我帮她解题的女同学数落道:“不中用的东西。” 当记工员的她,只记了一半的工分,让我真正体会到:“弱者无尊严”。
我喜欢在孩子面前说,在一九八五年实行全省晋级考试时,检验专业毕业的我,跨科参加晋升针灸医师的考试,以四门功课总分352分,每门功课平均88分的好成绩,位于全县三十多个乡镇卫生院,二千多医务人员考试成绩的前矛; 却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我在获得执业医师证前,在尚市卫生院化验室上班时,懂针灸的我,义务给前来化验的腰扭伤病人,关节疼的病人,肩周炎病人扎银针治疗,遭到几个门诊医生到院长处投诉,使我成为“不务正业”的典型,受到院长在职工大会上狠狠批评,并警告要没收我自己掏钱买的针灸器材,还要我写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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