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七岁散文

那年,我十七岁散文

　　十七岁那年，我跟千千万万的城市学生一样，离开了依依不舍的学校和家人，去到广阔天地——农村，成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我家在闭塞的重庆渝北区水土镇。说它闭塞，是因为那儿远离繁华市区，仅有一条坑坑洼洼的简易公路进出，三面环山，眼睛看出去最远不到一千米就被挡住了。相比之下，知青点似乎还好些，起码距主城和区政府较近，而且公路多，交通方便，没有高山，眼睛可以看很远很远。

　　我们的知青点在渝北区翠云乡凉井生产队，距家四十多公里。从水土镇出发，乘公交车到两路镇，再转乘两路镇到红旗河沟的公交车，第六个站就到了翠云，几乎不走路，非常方便。

　　与我一同去到翠云乡的知青有三十多人，我一人被分到凉井生产队，吃住在生产队的粮仓里。粮仓为条石砌成，椭圆形，有七八米高，底部有四十多平方米，里面囤积着大箩小筐黄橙橙的谷子、玉米，生产队显得很富有。我没有多吃多占集体的粮食，因为我一个女生，吃不了多少，更何况我有三块自留地，再加上房前屋后的空地，种的粮食、蔬菜吃都吃不完，还经常送人。父亲每次来看我，还背一些回去家人享用。与此同时，我还养了五只鸡，其中三只母鸡，二只公鸡。由于有吃有喝，小鸡一天一个样，不到四个月就开始打鸣下蛋了。当我从鸡窝里捡到第一枚白生生、热乎乎的鸡蛋时，心里比吃了冰糕还爽快。

　　有人说农村辛苦，缺吃少穿。但我们那儿似乎不一样。凉井生产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以产水稻、玉米、高粱、红薯为主。由于人少地多，收成颇丰，工分价值较高，每个工分可达七毛多，甚至八毛钱，一天的工分相当于一斤猪肉。我人小，力气不足，每天只能挣四到五分。一年下来，扣去粮食等费用之外，还有几十块钱的节余。仓库里的粮食也在不断增多，有远见的生产队长说，储粮是为了预防天干水旱。

　　那时没电视，更没电脑手机K歌厅，看露天电影是农村人唯一的文化生活。当听说哪里要放电影，无论路有多远，天有多黑、多冷，都要早早收工，早早吃晚饭，邀三约四，翻山越岭，一睹为快。每看一次电影，就是一次文化大餐，就要回味很长很长时间，像《地道战》《卖花姑娘》《瓦尔特保卫莎拉热窝》等电影，至今还在回味，似乎一辈子也忘不了。有一次跑十多里田坎路去寸滩江边看了电影，返回时摔进了冬水田，刺骨的寒冷致使我感冒后蒙头睡了三四天，但没一点后悔，愉快总是大于痛苦。

　　除了看电影之外，我们还喜欢两件事。

　　第一件是天下雨。下雨时，就可以不下地干活了。于是我们平时走得近、关系好的知青就聚到一起玩扑克打甩二，输了就罚淋雨、钻桌子、画胡子，或住脸上贴纸条。那时知青每月有一斤肉票，我们就把肉票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下雨天就割肉买酒打牙祭。热闹的气氛常常使我们忘掉一切，包括手心被锄把打的血泡，脸上被蚊子咬的红包。

　　第二件是逢场天。农村没有星期天，只有逢场天。逢场天可以旷工，或提前收工去赶场。乡村的'逢场天，除了春节之外，是最热闹的时候。场上家禽家畜、种苗种子、瓜果蔬菜、针头线老、锅碗瓢盆、筲箕箩筐、纸笔墨砚、说书杂耍……比比皆是，应有尽有，热闹非凡。除了买卖，还有逛街凑热闹的，喝茶摆龙门阵的，介绍对象会朋友的。我们没有买卖，而是趁此机会与南来北往的、久日不见的知青朋友讲讲心里活，叙叙各自遇到的有趣事，释放释放心情。每赶一次场，心情就会轻松好几天。

　　当然，也有不如意的地方。我住那仓库虽然粮食不缺，但没有窗户，像住闷罐车，还经常受到蚊子亲睐，它们一见到我，就像轰炸机发现了轰炸目标，成群结队，倾巢出动，一拥而上，叮咬在身上打都打不跑。还有那可恨的老鼠也为蚊子帮忙，它们一天吃饱了没事干就按着我的蚊帐咬，为蚊子开辟了一条又一条畅通无阻的通道。还有蛇，它们不但经常出没于草丛、庄稼地，冷不丁还蜷卧于你被窝之中。本身就胆小的我，为此而萌生了想家的念头。一说起回家，就兴奋异常，就不顾一切。记得有天晚上，我己经上床睡觉了，几个同学跑来说要回家。我说东西都没收拾啦。他们就七手八脚帮忙收这拿那。然后走田坎、爬山坡、涉河沟，步行五个多钟头，至凌晨二点赶到了依恋温暖的家。

　　农村生活很简单。劳动累了，扯长身子就睡觉。第二天又开始劳动、睡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简单中透着明亮、清晰、恬然、干净，没有任何杂质、邪念、烦恼。这，也是一种生活，一种现代人求之不得的田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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