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十月，老院里的冬枣在我们贪婪的目光里渐渐染红了。枣树栽了3、4年了，是第一次挂果。
拖着两挂清鼻涕的二弟急不可耐，哥，我们打枣吧！也是。冬枣，一颗颗像小蜜罐。
竖起老长的竹竿，一阵猛打，枣子簌簌飞落，有小半袋。正当我和二弟准备分享劳动果实时，父亲一把按住袋口。大伢，二伢，这枣不能吃，大大有用处！等以后结果了，保管你们吃个够。大大就是父亲。父亲又说，下午有人捎过话来，说爷爷病了，晚上他要到镇上打个电话问问，冬枣要送亲戚的。
爷爷在百里之外的三叔家吃轮供。在家乡，老人老了，轮流到儿子家生活，乡人便将这种候鸟似的生活方式称为“吃轮供”。
见二弟咕嘟着嘴，父亲挑了两颗个头小的冬枣给他。二弟没吃，又还给了父亲。
天刚擦黑，父亲和我上路了，我肩上扛着装枣的布袋。风撵着人，纠缠不休，父亲和我一高一矮的身影在暗夜里晃动着。
走了二三十里山路，终于到了小镇上。管电话的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父亲敲门，清清嗓子，孩子表叔，是我呢，想打个电话！
都几点了？屋里有不耐烦的声音飘出。
不情愿的铁门裂开一条缝，父亲和我侧着身子进去。表叔一家正在吃饭。
父亲按一下我的头谦卑地说，快叫表叔！是一个瘦高个男人。我作蚊子哼哼。还有一个烫着波浪丝头发的女人，大概是表嫂了。
父亲说明来意。表叔鼻孔里哼了一声，算作回答。父亲和我拘谨地站在靠门的地方，灯光下我们的衣服显得分外寒酸。表叔不紧不慢地放下饭碗，剔牙，伸伸懒腰，才说，号码给我，你们在这儿等着！便拿着纸片去了另一间屋子。
几分钟后，表叔回来了，说，打通了，话也讲明白了，人已打过针吃过药的,不碍事，电话费是六毛五！父亲赶快掏钱。一枚硬币滚下来，他追过去，弯腰拾起来，凑到嘴边吹吹，脸上窘得很。
父亲让我赶快拿枣。不料，表叔手一挥，大声嚷道，不要，不要，家里多得是，猪都不吃！果然，屋子的角落里堆放着一筐红皮枣，颗颗饱满。
返回的路上，我跟在父亲的身后，抱着布袋。空中有水样的东西飘下来，落在鼻尖上，用手一抹就没了，只留下凉凉的酸。我有点想哭。仅仅因为贫穷，我们在别人眼里好像没有自尊一样。
好半天，父亲说，大伢，大大有一句话！
什么？大大？
父亲顿了顿说，你记住，将来等你作了公家人，假使也遇到像我这样的人，你千万不要看不起他们。
大大，我记住了！
夜幕中，看不清父亲的脸，我知道，父亲的脸上一定写着两个大字：郑重。
在以后成长的岁月里，那袋刺眼的冬枣成了超大特写，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任凭岁月的流水也冲刷不去，就像一根鞭子时时抽打着我的心。如今我早已成了公家人，面对父亲那样的乡下人，我不会作出当年表叔那样的动作。因为我明白，无论何时何地，你都没有权利蔑视别人，伤害别人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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