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一人散文

　　还没出正月，就有了二三月的感觉，中午的天气真暖得可以，外套风衣想脱下来了。花的叶芽正在孕育。柳枝儿柔软起来。我在路边绿地上见到一个人，一个熟人——原先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大队卫生室“三驾马车”之一），他当时负责扎针，扎屁股或者往胳膊上打，打青霉素很疼。印象中，他打针时要消消毒，盛一碗热水，把针头续到碗里吸上一些，“嗤嗤嗤”打到地上去。然后，用针管把药瓶的管颈敲掉，抽上药液。打针的部位，拿块药棉擦上两下，打针，把药液推注到皮肉里去。这情形，忽然唤起了我内心储藏的某种记忆：身体的某个部位蓦地疼了一下。

　　论起辈分，我应该叫他“大爷爷”。我们沾点亲戚，他的爱人是我的表姐——我大舅家的姑娘。从亲戚的角度来讲，我该叫他姐夫，但我们庄从来有“灭亲不灭族”的讲究，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折衷的办法，见了面叫他“大爷”，我们庄就这个叫法，省去了一个字，不是“大伯”的意思。见了表姐，在他家叫“大嬷嬷”，我觉得别扭。出了门我还叫姐姐，姐姐亲热地答应着。

　　他的牙齿快掉光了，腮凹下去，但不失热心地跟我说话，对我的话要歪着头，手搭在右耳上听，说耳朵背了。他问我的年岁，近日回家了没有，见我哥哥了不？不找话说，又说什么呢？他79岁的人了，腰已经弯的可以，头几乎要扎到地上去。

　　他的热情让我想起了那次找我的情形。他找我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手里拎着一把撑凳。当他出现在门口的时候，我吃了一惊——记得好像听谁说，他去世了。道儿上听的话，真是听不得。我请他坐下，倒上一杯水，他跟我说些家里的事：老伴没了，病很急，是头上的病，好像是脑溢血。家里只剩他一个人，儿子不放心，在小区买了房子把他接来，好就近照顾。他听说我在这里上班，说很想我，来看看——什么也不为，就为来看看我。我能为他办什么事，他需要我办什么事儿？他走的时候，我送他下楼，他要扶着楼梯，挪着脚步，我忙替他拿着撑凳。三层的楼梯，他走了很长时间。我一直送他走出门厅。这个镜头，现在蓦地回到了眼前。

　　他当赤脚医生是大队集体时候的事情。那时候，他背着一个画了“十”字的小药箱，在麦收时候游走在田间，一面白地红十字的小旗随着他游走。农村土地分到户，生产队成为小组，村卫生室的人也换了一茬。这时候，他基本已经大功告成：两个儿子在他的教育培养下，读书读出了名堂，考进了大学，毕业后国家包分配，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在我们村，一门出两个大学生，只有他能讲出嘴去。这个喜欢在春联中用“五柳”二字的人，教子有方。孩子的出息，终于为这个家庭的翻身带来了机会。他现在能进城颐养天年，是孩子最好的回报。

　　不当医生了，他开始习练书法。他只有高小文化，但自有他的办法，一是讨还来一沓旧报纸，找来字帖比着练。再是村民有红白事，热心上门帮忙——帐房里用的都是村里的几个老古董（书鱼子），不但字写得好，喜簿乡帐的誊写，喜帐上墙的抬头落款，里面大有学问。他跟着“偷武艺”，胜得读十年书。再是年下春节农家门上贴的春联，写春联也是一个锻炼的机会，乡亲们送盒烟，或者拿包点心给他，大概就是报酬了。他自己除了搭上功夫，还有笔墨。人们多半对他是感激的，但也有人认为自己不嫌字丑，给他提供了机会，用今天的话说叫“平台”，就语含不恭了。大爷只读完了高小，我的“喝过墨水”的三叔见了他写的字，摇头不止，说，这是弄了些啥，就他识字？三叔这么义愤填膺，据说是因为“侵行”，还因为大爷好搭上茬，主家一请就到，或者不请也到。三叔是一只好写管，又懂喜丧帐房的礼数，就是人固执一些，认死理。脾气又大，很不好用。大爷不拿“架子”，能为人救急。当然让三叔很不忿了。他们见面说不说话，我无从了解，反正他们两人很“顶”。三叔已经走了，大爷还活着。他们的个性，举手投足存在了我记忆的褶皱里，随便翻翻，就成为我思乡的寄托。

　　大爷曾经求过我一件事。那时老父亲还在，他拿着一张白纸，A3纸大小，边切得毛毛糙糙的，质地脆薄，应该是白公事帐房用剩的纸张。他说，我写了一首诗，你给看看。你跟淄博日报混得熟，看能不能登登？我连忙仔细看，原是读出声的，却终于变成了默读——我泄气了。这也是诗？顺口溜还差不多，浑是墙报诗歌的口气，发墙报还差不多，还得是斗私批修的年代。可我一个做晚辈的，直接说出来多差劲。诗稿放在我这里，自然没有了下文。他也一直没有找我要，或者压根儿没打算要。倘若现在跟我要，恐怕我也没处淘换了。

　　大爷好“拿乔”。我有个二叔，论起亲戚，我该叫他姨夫，可是我只能叫他“二叔”，这又是祖宗的规矩。大爷跟他的“过节”，还是刚刚有了儿子那年，抱在怀里。二叔说，这孩子刚着长咧。这话是“种”在了大爷的心里。大爷跟我父亲闲谈时说起这话儿。他说这话儿的时候，两个儿子已经读了大学。他说，人怎么能论“长”“短”呢？长虫才说长。

　　我大爷的亲事，是我父亲和母亲说成的。大跃进那年，到处都有兴修水利的工地。父亲在临朐冶源水库工地出夫，人病了，住进了医院。带工的人是我本家的一个三爷爷，对我父亲很是关照，安排大爷伺候父亲。大爷的勤谨很合父亲的意，父亲起了给他做媒的心思，觉得我大舅家的闺女和他般配，给他说说兴许合适，就把自己的心思跟我娘说了。我娘跑了几趟腿热心撮合，这门亲事最终成了。这事在这里交代几句，不知合适不合适，反正我很感谢父亲，他的“闲说”，就跟文章中的“闲笔”一样，是生活中的油盐酱醋，让我嚼出了生活的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