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冬日的一个早上，和煦的陽光洒在我的脸上。因彻夜准备转天的高考，凌晨我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猛然醒来，发现要迟到了！久违的大学梦就这样离我远去了吗？我心急如焚，匆匆来到设在南开中学的考场，面对考题，脑子里一片空白：这道题，我好像在哪本书里见过；那个题，我在辅导课上好像听过……毕竟我离开课堂已经7年了！
“文革”开始时，我正上小学四年级。1970年初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天大技工班读书。说是读书，实际上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事训练。好在学校图书馆还有书可读，那时能读到的书有《艳陽天》、《人望幸福树望春》、《桐柏英雄》等。往往一个同学借到一本好书，其他同学便争相传阅。中外名著那时都被称为“封资修”而被封存，关系好的同学便私下里相互借阅。一次，我头天借到一套两本《斯巴达克斯》，白天看不完，夜里躺在宿舍床上，打着手电筒继续看，因为同学仅借给我两天，只能囫囵吞枣似的快翻。我被书中扣人心弦的故事深深吸引，也为书中浪漫的爱情故事是否毒一素而心怀忐忑。为寻觅一本好书，我频频光临文庙和劝业场古籍书店。在文庙，我无意中买到《文心雕龙》很是兴奋，却又看不懂，便找本《新华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硬抠；在劝业场，见到一套《安徒生童话》，我便掏出所有的积蓄将它买下，尽管它占用的是我的伙食费。
后来我留校办厂当钳工。每个车间都分得四块黑板报，我作为车间一团一支部宣传委员，便以此为阵地，利用工作和业余时间名正言顺地练习写文章。那时，我想发表文章的意愿很强烈。即使是领导要求我们出“批林批孔”的黑板报，我也会认真阅读批判材料，以掌握写作要领，并抄写其中华丽辞藻……
第一天高考终于挨了过去，我想以前总埋怨国家不给高考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我却心存压力，怎能考好？第二天，我提前来到考场，冷静思考，举一反三。从得知恢复高考，到准备迎考，不过是一个多月的学习时间。说是“学习”而非“复习”，是因为仅上过四年小学、二年初中、二年技校的我，还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一门知识。拿地理知识来说，是我姨用一下午的时间填鸭似的灌给了我；而数学课则是在技校上的……
那时高考辅导材料少，又没钱买，只好到处借书看，凭借记忆中的闲杂书等将知识融会贯通。高考前，各夜校、各中学晚上都为本校考生开设高考辅导班。我便今晚去九十中，明晚去和平区房管局夜校，后晚又去新华业大轮番“蹭”课听。
我比别人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我是唯一调到学校校刊工作的，周围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若连高考关都过不了，有何脸面去见同行？
高考总算结束了，比如数学题，我哪道几乎都会做一点儿点儿，最后考了33分，也正是这些分救了我，因为我的“70届”同胞的数学考分大多为零！
高考不久，我接到了录取通知书，这意外的惊喜令我呆愣很久，眼泪刷刷地打湿了那张不同寻常的纸。
大学毕业后，我更加努力地读书与写作，到现在已在《今晚报》、《北京晚报》、《天津日报》、《知音》、《家庭》等报刊发表了上百万字文学作品，还发表了60余篇学术论文。我1994年加入了天津市作家协会。为了多做些有益的事，我又自学了心理咨询方面的大量书籍，为有心理障碍者解决了许多心理问题。从此我更深信：书到用时方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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