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是思想王国中的王者,但他从来没当成现实中的哲人王。柏拉图父母两系都是雅典的政治世家,他本人年轻时就有从政之志,但当时雅典的政治形势相当混乱: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告终,“三十僭主”推翻了民主政制,但不久又被民众推翻,重新恢复权力的民主派处死了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
柏拉图很失望,到各处去游学,到过小亚细亚、埃及、意大利等地,学习哲学、天文、数学,考察各地的政制、法律。后来也边学边讲,吸引了一批年轻的追随者。其中一位名叫狄翁,是西部强邦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一世的姻弟和大臣。通过狄翁的引荐,40岁的柏拉图渡海到了西西里,试图说服狄奥尼修一世采用他自己心目中的良好政制。但僭主与哲学家的会见成为一场冲突,柏拉图差点儿被处死。虽经狄翁等说情免死,他还是被当做奴隶卖掉。
经人搭救回到雅典后,柏拉图建立了名扬千古的雅典学园。20年后,狄奥尼修一世去世,狄翁拥立其子狄奥尼修二世继位,再次邀请柏拉图到叙拉古。60岁的柏拉图不无犹豫,最后还是前往。狄奥尼修二世雅好哲学和文学,起初颇为礼遇柏拉图。但在不久后的宫廷政治斗争中,狄翁被放逐;柏拉图虽被挽留,却处于近乎软禁的处境中,后来获准返回雅典,行前向僭主保证今后会重返叙拉古。几年后,为履行诺言,也由于狄奥尼修二世做出不久将允许狄翁返国的姿态,柏拉图第三次渡海到了西西里。这一次的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两年后无功而返。此后十几年,柏拉图专注于学园的工作,未再卷入实际政治。
柏拉图的经历与我们的孔圣人颇多相近之处,虽说他们所处环境迥然不同。孔子三十而立,此后一边招学生,一边到齐国求仕,齐景公不用,他又回到鲁国继续研修教书。当时鲁国的政治局势相当动荡,孔子没有看到从政的良机,直到50岁才做了官。后来做到司寇,但不知为什么,并不很受鲁君待见,做了一两年就辞职了。
孔子很讲究“君君臣臣”,不过,他的忠君跟后世只有一个皇帝可供效忠不同。君臣之间是“双向选择”,此处不得明君不妨换一处试试。他在卫国、陈国得到过聘任,聘期都很短,余下大多数时候则颠簸于途,经历了不少险阻。陈蔡绝粮,受困于匡,他还多次被楚狂接舆之类的隐者嘲笑。晚年,孔子再次返鲁定居,专注于编书教学。
哲人做不了王,主要因为政治哲学与通常所说的狭义的政治关系不大。狭义政治的第一要义是权力,第二要义是治术,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探究政治的目的或意义。政治的目的或意义是什么呢?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保障人的良好生活。“良好生活”当然没有人人同意、亘古不变的标准,但大致离不开生计小康,社会宽松,庶民有爱心、有教化、有品格、有能力。简言之,大致就是为人父母希望儿女生活在其中的社会。
良好的社会生活是由各种各样的其他活动一起来创造和维护的。这些活动,为方便计,不妨统称为文教。在孔子的想象中,古代圣王不是后世所谓的政治家,在三代大治之世,文教为主,狭义政治只起辅助作用。孔子所讲的政治,其实主要指今天的文教。萧公权先生所言不虚:孔子“认定政治之主要工作乃在化人,非以治人,更非治事,故政治与教育同功”。
哲人或有立功于当世之志,孔子说,敬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短短的从政生涯,别说对中国历史,即使对当时的政治格局,大概也没起过什么特别的作用。而孔子的礼乐思想,以及由孔门孟子倡导的民本思想,塑造了中国政治的重要品格。
在上古历史中,文教、宗教和狭义政治不似后世区分得那样清楚。一个国家不是单由政治人物领导的,而是由政治人物与文教精英共同领导的。欧洲很多国家的国政大厅两侧,一侧挂着该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一侧挂着哲人与艺术家,大致反映了这一观念。
哲人原不为称王而生,王也替代不了哲人,一个有意义的政治体,须由政治与文教携手才能造就和维护。政治家是否优秀,除了他在狭义政治上的能力,还须以尊重文教独立的程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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