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条街的追想散文

　　“繁华”这个东西真是说不清楚。

　　在码头还没绝的时候，那条街的繁华无可比拟。街里的老人说，河岸边是一长绺摆。摆是什么？拴船的铁环子。系船时发出叮叮当当的金属撞击声。那时候上上下下，走水路的，走陆路的，都要到这条街歇口气。吃一袋烟，喝一碗茶，有时还闷一盏子酒，侃几句大山。遇到饭点，坐在油腻腻的八仙桌边，大口吃肉。吃完，袖子一抹，衣服全是牙齿浸润过的油迹，像阳光从树叶间滤过下的光斑。然后浩浩荡荡神神气气离开。本地人把这叫“歇脚”，或者说“歇肩”，用现在的话就是“闪一口气”。那个时候，街两边的冷饭铺密密麻麻，从早到晚老是船老大的嘈杂声……

　　这样的时光据说有好多年。

　　街里的老人还说，怪要怪那几个不安分的读书人，以为治国是在书斋里念几句“之乎者也”，硬是要搞什么变法，变成天下大乱，连河道也不安分。我起先对老人的遗言如云里雾头，后来有幸读到这条街的街志：光绪24年，西元1898年，从农历六月十五到二十九，天像破了一个洞，大雨不歇气地使劲从洞里掉，洪魔泛滥，沿街的河堤像汉高祖刘邦刀下的那条白蛇，斩成了数截，咕咕冒出的血气吞没了人们的哭声。洪水退后，满目疮痍，几个主事的人商量重新筑一道堤，让河水挪一个窝。奇怪的是这主意一定，就天下太平。那几个不安分的读书人也像洪水一样，蒸发的蒸发，逃窜的逃窜。1898年是农历狗年，历史上把这几个读书人的折腾叫“戊戌变法”，也说成“百日维新”。这个狗年注定犬吠声四起，包括这条河的不安分。但老人可能不知道，这不安分的读书人中一个叫康有为者，后世有人还称他“康圣人”。

　　街里讲这种话的老人我从来没见过。按照年龄推算，我的老父亲也没有见过。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一百年之于宇宙，是鸡眨眼的工夫；之于一条街，风里雨里虽然难熬，其实也一样。因为那些最初关于街的记忆者，在鸡眨眼的工夫中，也没了。失去了记忆，谁还会感到疼痛？但关于街的繁华，用我父亲的话说，从此水落三秋。将一条街的蜕变与水落三秋关联起来，是父亲说过的最深奥的话。几十年来，我还没有勘破。

　　自经历1898年的那场洪灾以后，这条街与河道彻底分道扬镳，像两个原本相爱的人心存芥蒂，各奔东西。河道离开街后，河水变得越来越浅，终至于有一天无法撑船，船工们作鸟兽散。街，也开始衰落，渐渐的只成为附近村民的一个集市，恢复了“街”的本来面目。再后来，经过几十年时光的氤氲，让“推进涌出”变得格外稀奇，除非每年腊月底的那几天。

　　最早关于街的传说，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亭集又叫“郑家集”，历史还算悠久。当年李世民夺天下在此遇险，被一郑姓大户所救，登位后御赐“郑家集”，其郑姓子弟多有封赏。郑族世世代代经营此地，建有四门城墙，高阁崇楼无数，甚是风光。后来，郑家出了不肖子孙，吃喝嫖赌将一干祖业尽数卖给王家和刘家，王、刘本是互相通婚，就以官府名义把“郑家集”改名为“王刘集”。到了元末，据说朱元璋还没有成气候时在此要饭，被刘姓一管家奚落，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有恩报恩，有怨报怨，就将刘氏一族充军岭南，其所有家产全部没收。刘氏有脱逃后生心怀不满，在一个月黑风高夜，一把火将刘氏旧居化为灰烬，后来就没再修复。县志记载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邑民死伤无数。朱元璋听到此消息后，就将充军岭南的刘氏后裔全部活埋，让刘氏灭族。此后，“王刘集”干脆就恢复“亭集”名。现在，经过几百年风雨洗礼，亭集只有一条窄窄的街道，供人们早集……我这文章是一篇小说，文中的“亭集”就是按照这街的传说记述的。如果不是那一把火，假若四门城墙还在，1898年移河改道前的繁华，就小巫见大巫了。那街道也不会孤零零一条通到头。有些事一失足还不只是千古恨。

　　当我与这条街交集的时候，其时，它还是只有一条主干道。东北西南向，头对头四五百米，清一色瓦房，门朝街道。门是木板门，一块连一块，像竖着的仓板，早晨一块一块卸开，天黑又一块一块拼上。七十年代后期，那些国营单位：百货公司、副食品店、书店就将这一块一块的木板砸烂当柴烧，各具特色镶上大门，有木质的，也有铁门，后来还流行卷闸门。集是早集，天没亮，人就涌了过来。卖米的，粜麸子糠的，卖茅柴、要子、草鞋的，集中在街的南头；卖时令小菜，鸡蛋、猪仔、筛子、箢篼、筲箕的就在北头。不是约定俗成，而是习惯。这些占道经营，将街心让出一条道。在南边的街集上，有几个管理卖柴卖米的，手里拿着一杆秤，秤一称，收一毛两毛过秤费，特别神气。集市两边的铺子都是公家的，连剃头铺也属村集体。食品公司是街上最好的单位，老百姓偶尔割半斤一斤肉，除了要肉票外，还要鸡不叫就去站队，稍微晚一点就可能放空。所以，那年头食品的人最吃香，平常人家割一点肉全凭运气。一般百姓如果跟食品有点关系话，那绝对值得在人前炫耀。这不是街的错。其时祖国大地都一样。计划经济，什么都要计划，这就是特色。街上有一所中学，还有一家医院，大门都对着街开。在电力匮乏时，学校、医院柴油机发电的突突声，成为最明亮的地方，让有学校有医院的街在夜晚并不太寂寞。那时，街是人们的中心，政治中心，柴米油盐中心，读书、唱革命戏和出生、病死中心。

　　我庆幸我生活在一个好时代。好时代的标志是读书不再无用，而且读书还可以改变命运。但我读书不在那条街上，那时没有择校读书的可能和必要。我所生活的地方，距街七八里之遥。在初中之前，每上一次街都很郑重，头天晚上会兴奋得睡不着觉，第二天天蒙蒙亮就起床。大人们叫“赶集”。在街市的嘈杂声中吸引人的还是油条摊，开炸的油香在空气中弥漫，像一叠叠云在眼前翻滚，搅得馋神经不知如何吞咽。如果大人开恩，能吃上一根油条，那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我相信很多从物质匮乏年代走过来的都有这种感觉。无论什么年龄段。上初中以后，在校住读，大人觉得在村里剃头交年费不划算，每隔三两个月会上一次街，在剃头铺，剃头师傅一阵滥砍，头发像乌丝纷纷落下，轻松极了。

　　?很多年后，我还记得那个白昼。

　　八月天，大地干得冒烟。凭着一张盖着红章的纸条，父亲弓着腰，拉着一板车谷，向街上的粮店奔去。谷袋是洗干净的碳胺和尿素袋。碳胺袋粗糙，纹路稀。尿素袋致密，里面还镶有一层，软软的。那个时候已经分田到户。这些袋子，都是下田地肥时小心翼翼留存的，如果碰巧哪里有个缺口，母亲就会在午休时，坐在门槛边用废布缝补好。那一车谷需要三百六十斤。三百六十斤能够改变一个农家子弟穿草鞋还是穿皮鞋，是划算的。那个白昼，路上的炎热，脚像瓦片在火上烙。父亲弓着腰在前面使劲拉，遇到上坡我在后面使劲推，完全没有感到脚板上的烫。因为正是交公粮时节，卖粮的人格外多，在离粮店大门百多米的大街上，浩浩荡荡都是卖粮的队伍。烈日下暴晒，人们浑然不当回事。相互说着不咸不淡的话，至多拿一条透着汗味的毛巾擦脸。每隔十几二十分钟，板车可以挪动一车长的距离，直到太阳快落土时父子二人才饥肠辘辘转身。整个白昼，虽然商铺不时飘出香味，硬是没想到要买一点垫肚子的硬朗货，渴了就随便在粮店喝点冷水。这是与街道亲密接触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记忆最深刻的一次。那时候为了命运改变，做什么都有使不完的劲。

　　现在，我渐渐明白，不是所有命运的改变都是好事。当然，也不是所有命运的改变一定是坏事。曾经以为，对于这条街道来说，自从我交了360斤的农转非口粮后，就会像一只鸟，离开这一方天地杳杳无踪。不曾预料的是，几年后从这里转走粮油关系的我，又凭着一张纸，将粮油关系转回来。那时，我是街上医院最年轻的医生，会计工资表册顺序号第36。

　　街两边的房子依然很破，医院也很破，街上的青石板也破。每天一大早，街上来的还是赶集的。改革开放已经有几个年头，剃头铺不再规划到集体，百货店也有私人在经营，食品公司没有从前那样吃香，粮票布票肉票煤油票开始倒瓦，街面比从前繁华多了，农副产品可以自由交易，连鱼贩子偷偷摸摸搞来的鲫鱼鲢鱼也正当名分当街卖。人们脸上充满着笑意。不可名状地笑。像一树暗暗的风。

　　初到医院，于医道我是一张白纸，什么也不敢也不能独断。我在医院病房上班，几乎不分昼夜。病房正对着街道，从窗口射向街道的光芒中常有我的影子。上班不到一个月，就安排单独值夜班，在无边的夜色中，常惶恐不安。有时为宣泄情绪，就沿病房外墙走。暗夜中，皮鞋撞在青石的声音像时钟击打在胸口。在每一个难眠的夜晚，躺在值班床上，最不喜欢街市传来手扶拖拉机的“突突”声，十有八九，每一次“突突”会让晚上无法安眠。那时候当医生不像现在凶险，胆子粗，没有转院的习惯，百事病都敢盘，多数盘好了，也有本该好的盘丢了。因为医院没有住房，我这医院第36名职工，就一直借居在街南口供销公司从前做仓库的一间屋子里。连同借居的还有第35名同事。每天早上，我从街的南边走向北边，晚饭后又从北边走向南边，沿着这一条街，街市的悄然变化像吃过的粮食沉涸在骨子里。多年以后，我在自己的文章中复述过那一段经历：每天早晨，我从街道的南边走向北边，黄昏时又从北边走到南边，我记住了哪里有一扇镂空的窗，哪里的青石缝中新出了一株凤尾，哪里屋檐上的瓦松今年没开花，哪一家人哪天在街市上撒着纸幡，哪栋门洞里有婴儿哭泣，哪一家的萌妹子最喜欢搞怪。我把自己当成了一粒飞扬的尘土，随着纸鸢游来游去，然后落在一株风信子上，和露珠一起酣眠……这复述似乎是一道精致的菜肴，好看，但当时真正“吃”时味道瘪淡得很。

　　我所工作的那家医院后来经过撤并，就不再是医院了。临街的房子卖与本地土著变成楼房。当年我在病房走进走出的影子，已被这“锅盖”似的楼房盖住，即使我再去凭吊，也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总不能钻进别人的楼房里指着水泥瓷砖说，哈，那时，我就在这儿穿来穿去！而街道，还是一条独的，已经没有多少平房和青石板了，更没有一块块靠拼接的门板，连我当年缴纳360斤谷子农转非的粮店也被开发成连排的商品房。对了，在商品社会，变成商品才是对头的。

　　一切又恢复到公元1898年时的繁华了。尽管，离街愈行愈远的那条河流早就干涸，成了一滩沙砾。

　　（作于2017年7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