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旧历年,我就八十岁了。按年龄计算,我已经过了七十九个年,但我还能想得起来的却只有五个年。
第一个是儿童时代的孩子年。那年我才六岁,在福建老家。那年代,小孩子都盼望过年,因为过年有大盘大碗的鸡鱼鸭肉,还有红包,小孩子当然开心!孩提时代过年是难忘的,尤其是人老了最易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由于家乡过年的习俗与其他地方大同小异,在此不再赘述。
第二个是大跃进年代的革命年。这时的我在广西壮文学校,时间是在大跃进年代和“文革”前。那个时候,每到元旦后,上级党委都要发出通知,要求干部群众破除陋习,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破除陋习不存在什么问题,在阶级斗争的高压之下,一切封建迷信都已经销声匿迹,而“革命化”的简单行动就是参加义务劳动。春节期间,没有什么农活,主要是植树造林。这种行动我记得有两次:一次是在1959年春节。那年的除夕之夜,武鸣下了一场大雨。第二天上午八点多钟,武鸣县委打来电话,要求壮校职工每人带一个小桶去造林。县里的林业干部发给每人三斤种子,并带着大家向南边的一条山路走去,山路的两旁都是荒坡野岭。大家一边走一边把装在桶里的种子往野地上抛撒。走了五里路左右,大家的种子都丢完了,就宣布收兵回朝。到底有没有长草长树,谁也不去理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造林任务,根本没有人管它成林不成林。又一次是在1963年春节,武鸣县委又叫我们去挖树坑。这次倒是说清楚了,说是前几年是年年造林不见林,浪费了人力物力,今年种的树要专人专管,单位包干。壮校职工的任务是每人挖八个一平方米宽、一米深的树坑,种树的事由武鸣的单位去做。这一天,我们在去宁武公社的一个荒坡上,卖力地挖了一整天,胜利完成了任务。过了几个月,我们去壮校农场劳动时,经过那块荒坡,结果仍然不见一棵树,白白辛苦了一场。在那浮夸风盛行的时代,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明知是劳民伤财也不得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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