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前,我们搬家了,离开了世代祖居的小山村,搬到了五光十色的县城;告别了低矮狭小的平房,搬进了高大明亮的楼房。
搬家,谓之乔迁,乔迁亦谓之一喜。但是,这次搬家,除了感受到家的方位和家的大小有了变化以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喜的感觉。而且,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却一直喜不起来。城里有什么好,农村有什么不好,楼房有什么好,平房有什么不好,我真的说不出来。
其实,搬家本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是,“一辈子不修工不盖房,落个自在王。”盖房搬家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折射人生的况味。屈指算来,我至少有三次搬家的经历,这次应该说是第三次了。虽然都是搬家,但背景不同,条件不同,经过也不同,感觉自然也就不会一样。
第一次搬家,是在我当婚的那一年。守寡的母亲为了不让我打光棍儿,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到砖厂拣砖头,还到处磕头作揖地东借西凑,到头来总算盖起三间小出檐儿的砖头瓦房。搬家的那一天,街坊四邻都来了。婶子大娘,哥嫂叔伯,还有一帮儿小伙计,挤满了一屋子。那天,我从未见过母亲那么大方,从代销店里赊了两瓶酒,撮了一簸箕带皮的花生,犒劳帮忙盖房的亲人。等到月亮偏西的时候,母亲却念起了苦书,从小没了父母,三十多点儿守寡,倒不清的苦水。母亲哭,我也哭,娘儿俩哭成了泪人。等乡亲们好说歹说,才算有了头。这次搬家,我刻骨铭心,真正感到了什么是苦什么是难,什么是恩什么是德。
第二次搬家,是我婚后有了孩子。母亲渐老,孩子见大,风箱灶台,家三货四,实在下不去脚了。母亲把我们两口子叫到身边,再次合计盖房的事儿。这次虽然没有第一次那么难,但也是平地里起鼓堆儿,何况父亲的棺材账还趴在大队的桌子上。唯一让母亲感到欣慰的是,孩子成家立业了。母亲看护着孩子,我们两口子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拉石头垫土,垒垒抹抹的。小活儿自己干,起墙架檩的大活儿,请乡亲们帮忙。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终于盖起了五间新瓦房。搬家的那一天,我简单地摆了两桌饭,妻子变着法地做了几个小菜,请乡亲们喝了几杯酒,聊表心中的敬意。母亲边拾掇边笑,但那个笑比哭还难受,噙满的泪花始终在眼里打转而没有掉下来。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搬进新房,好长时间没有垒上院墙,非常敞亮。即使后来有了院墙,也是柴门大开。南来北往的,下地干活儿的,串门儿借家什儿的,都愿意在我家或落脚,或磕牙或打个转儿。到了晚上,更是热闹。乡亲们聊起《三国》,诸葛亮简直成了神仙。侃起《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比单田芳说的还形象。讲《封神榜》的故事,总是一套一套的。虽然我们两口子都在单位上班,但他们从来没有把我们当成吃“官饭”的人。白天,母亲陪他们打哈哈,晚上我还和他们甩一把。天天如此,习惯而又幸福。假如有一天串门来人少了,心里还挺难受,非常憋闷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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